隔壁房间

《隔壁房间》像一个没有灰尘和指纹的世界。

在这巨大的无菌室里，一切装潢、家具、织物的颜色都经过精心搭配，摆放的角度也被设计，连呕吐和癌症治疗而产生的痛楚和呼喊都如此降噪、洁净，这个被过度控制的世界带给观众的体验是失真的，以至于对话里提到疫情、新自由主义和极右让我愣怔一秒。

影片想致敬的爱德华·霍珀尽管也聚焦于城市和中产的生活场景，但他画中的人物在城市中，心却飘浮于喧哗的景色之外，因而人能够感知城市对人的异化。

阿莫多瓦虽然也想制造人物的幽灵气质，但他的幽灵不是曾经有过生命的幽灵，而是无限接近于无机物，人和室内设计融为一体，成为装置的一部分，鲜有露出鲜活表情的时刻。

蒂尔达斯文顿的身份是战地记者，朱利安摩尔是作家，她们的身份使她们能在对话里自然地讨论文学和艺术，但她们的“装置化”，会让你难以对她们的职业身份产生信任感，而只是作者为了更轻松地书写所谓的高阶语汇而强行粘贴的标签，而放弃对两个女性的关系进行更深入地探索。

在这样的电影里讨论“死亡”这个话题带给人的感受很奇特，因为死亡不是一种装置艺术，也不仅仅是个哲学概念。

不知道阿莫多瓦是不是想通过这样的设置去消解死亡的意义，但他这么做的时候，似乎也同时消解了活着的意义。

活着是呼吸，是心脏跳动，死亡是不再呼吸，是心脏停止跳动。

死亡不会带来人生的顿悟，不会带来生活的转向。

生前的雪是雪，死后的雪仍然是雪。

人在老了之后难免会想讲述关于老人的故事，思考死亡。

什么是“暮气”？

我觉得“暮气”不应当包含贬义。

对事物的兴趣衰减，“性”变成只能停留在口头的调侃，行动力不再，语言是所剩无几的武器，我们终究要走向这样的世界。

暮气是一种气候，一种自然时令，并不因为离死亡更近而失去意义。

这是我对于一些评论的反对。

上一次看到这么微妙的片子还是《秋日何时来》，生死题材有种冥冥之中的幻觉。

叙事效率极高，基本只剩主要构架，没废话、没废片，享受的体验。

认命不是什么坏事但也不要放弃，貌似最开始的安慰都是这样的，不过二人干脆的讨论让“度假”呈看似冷静（荒谬不近人情）的方向改变。

不想在家，不想在曾经令我快乐的地方，而是选择一个陌生地方离去，且有友人作伴，在隔壁房间，最舒适的距离，即便不在，自己也会即兴发挥。

渴望死亡，害怕死亡，兴趣衰退（尽失），思绪飘向虚无，将死亡握在手里，我先战胜自己，癌症就战胜不了我，可见大部分人对于安乐死的态度，以及大概是导演明显的表态——“心灵想要离开，但身体继续奋战”，身体不要太好，要不然死也困难。

满是痛苦，仅有的喜悦，不自怨自艾，而感激当下。

摇摇欲坠的医疗系统一旦崩溃，以及关于生死的法律概念（宗教）一并坍塌，便是希望的新展开。

【HKBC】阿莫多瓦首部英语长片，整体无感。

「安乐死」题材在西方语境颇为常见，远有金棕榈奖哈内克的【爱】、近有柏林编剧银熊奖【死亡乐章】。

阿莫多瓦在这个议题的处理方式显得保守了些。

蒂尔达斯文顿饰演的Martha罹患癌症，在此之前，她是一位出色的战地记者。

其前夫参加过越南战争，因PTSD原因，与Martha的感情无疾而终，留下一个女儿由Martha独自抚养。

而她本人也曾参与了伊拉克战争的前线报道工作。

多年以后，曾在同一杂志共事过的Ingrid（朱利安摩尔饰演）得知Martha近况，前来探望，故事由此展开。

蒂尔达斯文顿和朱利安摩尔之间的对手戏很精彩，不着痕迹的展现演技。

二人之间因「安乐死」产生的争议及达成一致的过程则稍显平淡。

同为艺术家属性的她们，对于生命和死亡的终极奥义究竟何为，从影片无法得出一个清晰的脉络。

不如拿同年柏林编剧银熊奖【死亡乐章】对比，交互对象为男对男，音乐家身份，同为文艺圈内人，二人之间对「安乐死」呈现方式简单利落，想要「安乐死」的作曲家对托孤对象指挥家说道，「你听到我想要安乐死的想法，不好意思，已经变成了你的责任。

」面对合作无间的同事朋友的自杀，指挥家只是履行完自己的义务，人生的选择在于自己。

期间鲜有感情流露。

【隔壁房间】交互对象为女对女，文字工作者，二人之间交互过程的细腻程度就要丰富的多，很多情景之下会照顾到对方的情绪，会说出很温柔，抚慰人心的话语。

会在相当多的场合下真情流露。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由男女、国别文化不同产生差异性表现。

阿莫多瓦近期的作品少了壮年时期「奇情」、「性少数群体多样性」等元素的展现，呈现出来的效果就如Martha想要「安乐死」所租住的那件山顶豪宅一样，精致却又空中楼阁，找不到进入方式。

那个拍了《莽荒故事》的导演，拍了一部如此宁静的电影。

尽管电影的主线涉及生死抉择，然而比起癌症、死亡和死亡带来的悲伤，《隔壁房间》更让观众们把注意力放在了色彩斑斓的生命环境中，以及人物们的生活方式上。

我很喜欢电影用颠覆主流价值观的方式——尽管并不算新——去描述个体与病痛的关系。

在现代医疗似乎可以永无止境的提供解决方案的同时，我们到底是获得了更多对生命的控制权，还是在一种控制的假象中逐渐失控、迷茫？

怎样才算抗癌道路的好结局？

选择安宁一定要和屈服的耻辱感挂钩吗？

这些都值得人们好好思考。

其次，电影刻意淡化死亡阴影的影响、突出日常的表达，则很好地平衡了玛莎看似冷酷和自私的决定。

玛莎与英格丽的这段再续友情，如果考虑玛莎的决定的确会显得强人所难，但如果我们从发展深度关系就是邀请人们见证自己的人生，就是邀请人们守护未知的死亡的本质来看，其实死亡的不确定性随时都在，但并不影响我们与他人构建关系。

毋宁说，正是由于生命的有限性以及见证人本质的存在，关系的选择和攀绕着关系的生活的继续，是比死亡更深刻和宏大的议题。

身处的南国不曾落雪，所以一到冬天，心里就惦念着寒雪飘零的东北。

雪的意向符号在我的心里，总有着很复杂却很清澈的意味。

阿莫多瓦导演的《隔壁房间》之中，用文学与电影交映对于“雪”的表达，来叙述一种生命尽头病痛之下感悟出的，虽是悲伤却很纯净美好的生命感叹。

这种带着满是沧桑感怀的诗意表达，是这部电影最触动我的根本所在。

面对病痛选择生命权利的女记者玛莎，找到好友作家英格丽来见证自己完美的死亡仪式。

在病房到家里再到最后的度假屋不同房间里，两个人畅谈对于青春、爱情、女儿与死亡的感触，交叠着电影与文学元素，让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成为一种临别之时的重要回望与追溯。

玛莎毅然选择直面死亡，也用这种迎接死亡的仪式，直面无法回避的人生过去。

英格丽以陪伴读懂了久违的好友，也感悟出死亡悲伤背后更高级的，在悲剧中仍能尽情生活的力量。

惧怕死亡带来的仓惶，在视之轻盈的状态里会变幻一种形式。

当笑着去面对死亡的时候，似乎也是一种极其高深甚少企及的人生参悟。

一切放不低的都能放下，这种修为是很难达到的境界。

在玛莎的世界里，雪是可以化解人生放不下情绪的一切。

幻想中的粉色雪花和现实里悠扬的白雪，是玛莎与英格丽互相读懂的灵性交映，是她们在共同爱好的文学电影之中，共同读懂一刻的灵犀碰撞。

在人生最后一刻，你会选择与别人告别？

还是与自己告别？

在我多年前遭遇车祸的时候，以及在妈妈去世之后，我都曾好好想过这个问题。

我总想人生意外到来之前，面对死亡总是无法预知可控的准备，有时死亡突然降临的一刻，是那么仓促与被动。

有时可以预知死亡的时候，又总是满怀不舍牵挂不放，所以死亡总是充满无限的遗憾。

我在车祸当晚躺在急诊观察病房里，闭上眼睛问自己，如果生命就此结束自己会不会后悔，想了一晚我得出的答案就是，不后悔。

在妈妈突发疾病去世之后，我总觉得没有和妈妈好好告别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我总觉得她有很多话想和我说但是没有机会。

这种状态对于死者和生者都太过折磨，让人生离别的痛感一直蔓延。

在看完《隔壁房间》之后，我又一次想通了这个问题，在面对死亡的最后一刻，最重要的是要跟自己好好做个告别，似乎对于自己即将临终的生命，对于自己还是他人就没有那么多放不下的遗憾吧。

我又忽然想到电影《美丽的大脚》最后，美丽说的那句“人出生都是哭着来的，所以最后我要笑着走”。

这是她学会在生命的最后，跟自己释然的告别。

阿莫多瓦依然是我挚爱的那个才华横溢的导演，在他斑斓色调的表现形式之外，放下了所有异色标签与奇情展示。

反而升华出年龄渐长之后，对于人生命运生死关系的细腻刻画与探讨。

超越取向与性别身份的束缚，共情内涵超越了身体与欲望，带着一种柔情肃穆的温暖力量。

真的太爱他了，一直不变的爱。

佩德罗·阿莫多瓦的新作《隔壁房间》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和诗性美学，重新诠释了生命与死亡的哲学命题。

影片改编自西格丽德·努涅斯的小说《邻人之爱》，通过双女主对话展开叙事，聚焦癌症晚期患者玛莎（蒂尔达·斯文顿饰）与作家英格丽（朱丽安·摩尔饰）在纽约郊外度假屋共度的最后时光。

这种极简的室内空间设置，既呼应了原著的文学气质，也暗合了阿莫多瓦晚年对情感深度的极致追求。

影片最具突破性的尝试在于对死亡主题的解构。

玛莎以战地记者的冷静与决绝，选择通过暗网获取药物实施安乐死，将死亡从宿命论的阴影中剥离，转化为对生命尊严的主动掌控。

这种颠覆性的死亡叙事，与导演近年作品中逐渐显露的死亡焦虑形成微妙对话——正如阿莫多瓦在访谈中坦言，74岁的他开始直面“失去掌控”的恐惧，却依然选择用色彩与光影构建抵御虚无的堡垒。

影片中反复出现的红色卧室门，既是玛莎的生命倒计时器，也是她对抗孤独的宣言：当门扉闭合的刹那，她以穿戴明艳服饰、化着精致妆容的姿态赴死，将死亡淬炼成一场盛大的自我告别仪式。

两位影后的对手戏堪称教科书级。

斯文顿以“幽灵肖像”般的表演，将玛莎的理性与脆弱交织呈现——她在病榻上呓语般复述女儿的控诉时，眼角的泪光与嘴角的笑意构成令人心碎的张力。

摩尔则精准捕捉了英格丽作为倾听者的复杂心境：当误以为玛莎已死时，她崩溃呕吐的瞬间打破了知识分子的体面，暴露出人性面对终极命题时的原始脆弱。

两人的表演共同构建了“终极形态的爱”——一种既不依赖肉体亲密，也不惧怕精神碰撞的情感联结。

视觉层面，阿莫多瓦延续了其标志性的色彩哲学。

钴蓝色窗帘与芥末黄长袍的碰撞，既象征着死亡临近的冷冽与生命最后的倔强，又通过爱德华·格劳的镜头呈现出超现实的诗意。

然而，影片的配乐选择略显突兀，悬疑风格的背景音乐打破了本应沉浸的死亡独白氛围，成为唯一的美学瑕疵。

此外，玛莎战后创伤的闪回片段与环保主题的强行植入，虽意图深化人物复杂性，却因叙事节奏失衡而显得生硬。

《隔壁房间》的文学性与电影性实现了罕见平衡。

它既延续了阿莫多瓦对女性友谊的深刻洞察，又以散文诗般的叙事超越了传统戏剧框架。

当玛莎在雪景中说出“我终于可以好好睡觉了”时，影片完成了从存在主义思辨到生命诗学的升华，正如原著作者努涅斯所言：“目睹死亡与坠入爱河同等炽烈。

”这部暮年大师的自我对话之作，或许印证了戈达尔的那句名言：电影是每秒24格的真理。

中文校对：Kaihing格特鲁德·斯坦因在描述她年轻时看过的那些情节剧时解释说，她从中回忆起的乐趣源自其节奏：“静默、沉寂与快速的行动。

”她所领悟到的是，对于这种体裁而言，最重要的并非情感性，而是其在高潮与低谷、快速叙述与缓慢、拖长的对影响的展现之间来回摇摆。

情节剧不像现实主义那样试图模仿日常生活中那种迂回曲折、半吞半吐的对话结构和日常体验；情节剧依靠的是那些老套的人物和情境，以便迅速传递信息，从而有更多的时间在情感的波涛中起伏。

情节剧的叙事标题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它对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在《隔壁的房间》开场的几分钟里，我们便了解了佩德罗·阿莫多瓦对西格丽德·努涅斯 2020 年小说《你正在经历什么》的改编中，关于这些角色我们需要知道的一切，足以让我们领会到情境的情感尖锐性，而不会多出任何信息。

作家英格丽德（朱丽安·摩尔饰）惧怕死亡；玛莎（蒂尔达·斯文顿饰），一位前战地记者，身患癌症。

两人在 80 年代曾于《纸》杂志共事，这段经历仅通过一句轻描淡写的关于当时夜生活的台词来勾勒。

英格丽德在巴黎（还能是哪儿呢）待了一段时间后回到纽约，发现朋友在医院，于是她们重续友谊。

她们过去的细节无关紧要，一切都没有补充说明。

演员们清晰直接地陈述着剧情，她们说出要说的话，且言出必行。

当玛莎在尝试一种实验性治疗无效后决定结束生命，并请求英格丽德陪她去她将结束生命的地方时，斯文顿没有表现出任何犹豫、不确定或复杂的内心挣扎——她只是说出了那些话。

在阿尔莫多瓦所拍的现代主义情节剧里，那些常见的角色和情节通常都是从大众文化中现成拿来，从好莱坞及其中产阶级娱乐机器的历史中选取，一出现就能让人联想到某种类型、某个故事或某种情绪，而导演会将其框定为这样，然后加以陌生化处理。

在《隔壁的房间》中，这种陌生化效果的一部分在于，看到两位细腻的心理演员在并非心理现实主义的类型片中表演。

阿尔莫多瓦的这部影片中，好莱坞元素层出不穷。

玛莎在一段毫不掩饰的旁白中解释了女儿的身世以及孩子的父亲的死因（我们不可能相信这个角色从未向其他人提及此事，因为这并非我们该相信的：这是为观众准备的），紧接着我们就进入了 20 世纪 70 年代的电影幻想世界，那里有蓬松的发型和忧郁的越战老兵。

在玛莎当战地记者的回忆片段中，伊拉克战争仅通过棕褐色的废墟和斯温顿戴着头巾的形象来呈现，还有一段同性恋爱情故事的片段，只需将性别稍作调整，就能从《卡萨布兰卡》中截取出来。

（斯温顿本人的发音带着中世纪明星那种大西洋中部的口音。

）我们或许还会注意到另一种媒介的元素悄然融入——影片中 1970 年代的闪回片段近乎重现了安德鲁·怀斯 1948 年的著名画作《克里斯蒂娜的世界》。

阿尔莫多瓦这部首部英语长片中的美国，就是这样一个充斥着大众文化符号的世界。

（在这方面，这位导演确实继承了他有时的灵感来源田纳西·威廉姆斯的衣钵。

）这部戏仿作品更令人感到怪异的是，它还叠加了当下最前沿的议题（气候变化、极右翼势力的崛起、#MeToo 事件后关于身体接触的新规则），有时这种叠加会以一种近乎滑稽的严肃感呈现出来。

影片中有几处令人发笑的台词——在我观看的那场放映中，约翰·特托罗饰演一位公共知识分子，他做了一场名为“情况还能有多糟？

”的演讲，引得观众笑声不断（不过真正好笑的是，我曾经听过一场同样主题的演讲，而且讲得相当不错）。

但阿尔莫多瓦和他的演员们却表现得一本正经。

身着宝石色调服装、红发闪耀的摩尔，以一种谦逊的女性气质演绎着英格丽德，近乎羞怯，与斯温顿那种强势且雌雄莫辨的气质形成了鲜明对比。

但每个人说话的节奏和语调都显得平静，带着一种略显夸张的清醒。

这种刻意的表达方式之所以显得有些戏剧化，不仅是因为演员们很少有细微的表情变化，这与影片缺乏潜台词有关，还因为演员们的台词感觉像是写出来的。

这在当代电影中是个不同寻常的特点——以至于说对白“像是写出来的”听起来像是在贬低——但在当代戏剧和文学中却是常见的美学选择，在那里，作家们常常有意凸显其对白是书面文字，而非营造出即兴交谈的假象。

在玛莎选定的现代主义风格的乡间别墅与影片的戏剧性情节之间，影片的剧情发展逐渐走向抽象。

当我们来到这所房子时，阿尔莫多瓦对色彩的狂热运用，让人想起西尔克和明奈利，变得明显具有绘画风格，玛莎和英格丽德将屋外的躺椅与屋内的爱德华·霍珀画作相比较。

从这个角度来看，故事粗略、简化的特质就像霍珀画作中色彩块状的躺椅：那么多色彩泼洒在画布上，前景中的人物未必是主题。

在影片的结局中，玛莎化妆时的刻意与诺玛·德斯蒙德如出一辙，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几何抽象而非夸张做作：她头发和套装的黄色、嘴唇的红色、椅子的蓝色。

而最终成为关键互文的并非大众文化元素，而是现代主义艺术作品：约翰·休斯顿执导的詹姆斯·乔伊斯的《死者》，其最后的画面（万物皆被雪覆盖）在气候变化的世界里被重新诠释。

甚至影片最后场景的揭示也以一种安静甚至有些冷清的舞者般的优雅姿态展开。

玛莎去世后，没有情感上的突破或顿悟；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对艺术的转向。

在这部奇特却迷人的影片中，死亡萦绕于美学之中，反之亦然。

《隔壁房间》和《一切顺利》的差异，反映了美国电影与法国电影乃至美国文化与法国文化的差异。

二者的相似处在于行动者是个不称职的父亲或母亲。

《一切顺利》从平民的视角道尽了人生的丰满与虚无，历经波折只为从苦海中解脱，同时规避法律。

而《隔壁房间》则是两位作家从精神探索者的视角，试图让死亡变得更为轻盈，同样的，她们也要规避法律。

《一切顺利》是亲情、伦理、法律纠缠下的“艰难的决定”，其底色是苦情。

而《隔壁房间》则是友情的相邻为伴，温情脉脉余味长存。

它们共同指向了人类对死亡的思考，在身不由己之中努力寻找可选项：如何死去。

选择即为抗争，即为自由。

这无关自杀道德史，以及古希腊对自杀的罪与非罪的论定，所以虽是方法论，却不是罗马式、日本式等风格化方法论。

更进一步说：无关哲学，仅是本能的、卑微的、文学化的“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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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没有死亡权：安乐非法，止痛剂受控，化疗低效，教宗唾弃自亡者，医疗忽视疾病预防，科学冷落衰老研究，国家机器严惩协助行为——求死如负罪。

但现代人在加速死亡：战争无止境，气候急剧恶化，社会原子化导致亲情疏离，价值观念日趋保守——苟活多煎熬。

躯干破损衰倦，思绪飞向虚无，我不停地回忆、不停地说话，我只想获得身心的平静——请在隔壁房间陪我，陪着雪花轻轻飘落到我的安眠地，飘落在静默的生者和狂欢的死者身上。

离去

新生

平行生死

阿莫多瓦的电影里戏剧性最少，味道最为恬淡的一部。

玛莎离世后，玛莎的女儿出场，令我颇为意外的是，最后的十几分钟拍出了一种禅境。

阿莫多瓦的影片一向给我浓墨重彩的印象，《隔壁房间》这悠长的，悠扬的感觉，显得特别。

一个女人决定去死，我感受到的不是惊惧，不是犹疑，比之哀而不伤，要覆上一层欣然，释然，安然，我想起李叔同的八个字：“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乔伊斯短篇集《都柏林人》里收录的一篇《死者》，其结尾的语句，在影片中被两个女性角色多次念起，为故事奠定了基调：“几声轻轻拍打玻璃的声音使他转过身面向窗户。

又开始下雪了。

他睡意蒙眬地望着雪花，银白和灰暗的雪花在灯光的衬托下斜斜地飘落。

时间已到他出发西行的时候。

是的，报纸是对的：整个爱尔兰都在下雪。

雪落在阴晦的中部平原的每一片土地上，落在没有树木的山丘上，轻轻地落在艾伦沼地上，再往西，轻轻地落进山农河面汹涌澎湃的黑浪之中。

它也落在山丘上孤零零的教堂墓地的每一个角落，迈克尔·福瑞就埋葬在那里。

它飘落下来，厚厚地堆积在歪斜的十字架和墓碑上，堆积在小门一根根栅栏的尖顶上，堆积在光秃秃的荆棘丛上。

他听着雪花隐隐约约地飘落，慢慢地睡着了，雪花穿过宇宙轻轻地落下，就像他们的结局似的，落到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