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告别

这是在西宁三天里唯一不在我的计划表里的片子。

因为同档期的《不老》看得我耐心全无，于是溜出来串场去看了这部，可以说是毫无预期，还错过了开头，结果收获了最大的惊喜。

青绿色的山村，贫瘠的城镇，聋哑保安，落魄疯癫的知识分子，山羊知了和跌落井底的孩子，长镜头长镜头长镜头，拍一会儿树拍一会儿天拍一会儿牛，听起来是无数小成本边缘独立电影中平平无奇的一部，但是这部竟然做出了非常独特的质感。

是一种难得的超脱了粗粝和质朴的高级。

这部的故事丝毫不复杂，豆瓣剧情简介一句话可以说完。

但是全片使用极少的台词，几乎全是靠影像来讲故事。

这显然是和聋哑人主角的设定一致的（想起《金属之声》里的处理，也是让人从直觉感知层面体会另一种人的状态）。

这种方式看似跳跃（大概也并不罕见），但这部里厉害的是，影像的转接非常顺畅，或者说是拿捏得很好，要传达的意味既不太过晦涩也不太过明显刻意，既不会怕你看不懂，又不会刻意要让你看不懂（胡弄玄虚的片子太多了我就不举例子了！

）。

只要沉浸其中，就能毫不费劲地感知到那些无声的画面里所蕴含的情绪，无需任何画外音旁白。

我觉得这样的克制非常尊重观众的智商。

第一次被触动的时候，是已经露出疯癫神态的爸爸抱着残障的孩子走出门外，无需明说便知道是做好了遗弃的准备，夜色里与他对视的山羊发出一声凄厉的咩，简直就是某种基督教献祭羔羊的隐喻。

时间线再三跳跃，来龙去脉的交代都被舍弃，但是你依然能知道家里多了妹妹、妹妹多么可爱受宠甚至是家里的光亮。

妹妹掉进井里的时候发出微弱的一声惊呼，你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但同时又猜测是不是出事了，可是聋哑哥哥怎么听到这声惊呼呢？

导演用了掉在地上的一个静止不动的手电筒光斑进行了提示。

跟着聋哑哥哥跑过去的时候我一边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一边捂住了惊呼的嘴。

这太厉害了。

然后呢，蝉蛹的画面分别出现在这个情节前后（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之前是铺垫事故原因，而这之后是蝉蛹在油锅里炸的画面。

镜头直直地对着那些在油锅里膨胀挣扎的蝉蛹，这一幕是全片最让我震撼的画面。

我第一次发现，蝉蛹的形状多么像一个婴儿啊，被油炸到肚子裂开白色的液体涌出的时候，我整个人都头皮发麻了。

那完全是一种生命的不可承受。

而再到妈妈突然离开、爸爸在旷野里燃烧起大火，一切的一切过程没有人说话（除了葬礼时妈妈的哭喊），没有人表达，只有沉默和沉默。

那是一种彻底的无力。

（还有监控！

无声的监控！

怎么会有这么妙的设计！

）到了最后已经不想再听任何台词了，只想沉浸在男主角沉默而孤独的神态里。

一次次被戳中，一次次看哭，完全被牵着走。

那种看哭里没有理性分析，只有纯粹的感性的共情。

像这样的细节我可以絮絮叨叨举出一百个，因为这就是这部片子耐心地处理细节的方式。

这种方式获得了我极大的敬意。

并且让我毫无保留地被拽进了导演的那个无力又悲悯的世界。

啊，提到了悲悯，我又想单独说说关于宗教的隐喻了。

羔羊显然是聋哑男主（当他抱着妈妈艰难地发出咩咩的声音叫妈妈的时候这几乎是明喻了），救赎、献祭、替代这样的意味可以有无数的展开，除此之外基督教的隐喻大概还有后面贴在显示器上的十字胶带。

对于这部分我一开始有点怀疑是不是自己过度解读，但后面又出现了巨大的观音大佛，让我觉得不管是否有关基督教、不管是否真的信任何教，导演对宗教可能确实有那种出于未知的敬畏和亲近。

这也让我有很强的代入啊，大概这也是我对宗教的态度。

世上所有大佛的意象都是压迫性的。

虽然这种压迫性是人造的，但是既然人类会造出某种高于人类的存在，就意味着人性中是存在某种高于人性的东西的。

甚至让我觉得，导演的那种耐心、那种对于视听的雕琢，其中有种神圣感在里面，说是神性也不为过。

因为这意味着某种谦卑。

如果你去看那些佛像造像你就会体会到，所有佛像展现出来的神圣与美，都是造像者的谦卑和虔诚的体现。

是的，谦卑！

写了一晚上我终于找到了观影过程中我体会到但无法表达的东西了！

很有意思的是，看的时候我对整个片子不知道任何背景信息，看完之后才知道这是出身保安的导演作品。

但是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就突然理解了它里面强烈的真实性。

就像那些打工诗人的真实性一样。

一种无可替代的诚实与谦卑，永远无法被伪装出来。

好像说得有点多了，我承认我对这部片子的评判有种非理性的热情，但不管怎么说，在看完这部片子整整五天后闭上眼，我还是能体会那里面的风声，那些憋足劲儿的奔跑，那些在油锅里被煎熬却无处可逃的蝉蛹，和那场燃烧的火焰。

无声的力量最为致命。

希望这股劲儿可以在导演未来的作品里继续生猛地存在下去。

现场20人左右无人提前离场结尾掌声都蛮认真旁边大哥看了很久手机在母亲熄灯后离去他哽咽了过程中几次触动父亲患上干净衣裳后望向孩子兄妹俩环抱父亲以父亲视角回忆河边洗澡的开头通缉令故意杀人的后知后觉 熄灯后以为是相拥实际是儿时最后的告别告别了以前 了吗？

ps北方孩子 河南孩子知了 医院 老生弄啥了 农村的蝉鸣 夏日的飞虫 想到白鹤去了 以为会睡着 现场没有在跟着镜头剪辑思考挺有趣的加油～

听不见/说不出的儿子，对世界的认知产生变形，他眼中的世界，如同镜面/水面/玻璃的反射后形成的影像，也类同一个监控录像中呈现的世界，于同一时间敞露出生活的各个侧面。

线性的时间，作为一种空间的隐喻，是人类语言后的思维产物。

当“我”无法说话，“我”的感知超越了线性时间的限制，可以触达任何时空。

因此“我”可以通灵，“我”眼中的世界呈现出似梦的逻辑：不同身份、年龄的人叠加一起，不同场景、画面任意切换，不受到物理时空的限制。

“我”在看到父亲的通缉布告后，回忆起儿时自己几近被父亲溺亡的恐怖往事，摩托车后视镜里的玩水画面突然浮现，而这一视角在后来的追溯中是父亲当时的视角。

儿子与父亲的视角合一，过去的父亲与当下的自己叠影。

电影结尾，喊出“最后的告别”的洗车女人，此前一直是爱慕窥视的工厂女工，此刻却变成不告而别时的母亲。

戴面具的儿子显然就是童年的自己。

在郊野，工厂女工突然变换为幼年妹妹的脸，在这个女性身上，我投射了家庭温暖的渴求？

父亲需要精准的时间来维系精神世界的稳定：手表时间必须与标准的钟表时间对准。

但钟表时间能说是绝对准确吗？

也许校准手表时间的同时也把准确的时间给调错了。

时间乱序正是他发疯的根源。

上课时间没有孩子来上学，时间错乱了；女儿坠井身亡，对他而言时间停滞了。

时间发生错误，世界陷入混乱，精神世界于是崩溃。

电影说手表丢失导致了父亲杀人，但手表不正是他自己丢进了女儿亡故的井里，这是否意味着他主动放弃作为维系生命之本的精准时间，随同女儿一同消失了。

他的世界不再有能够校准的时间。

全面两孩消息的发布，对父亲无疑是打击，让他忆起痛苦的往事，这曾就是他精神病症的根源。

他再次被卷进时间的圈套，他彻底崩溃了。

从看到第一个时移镜头的调度开始觉得《最后的告别》有点像《路边野餐》，后来诗，手表的意向运用也觉得像，但其实它俩天差地别。

说实在的我更喜欢《路边野餐》，因为《最后的告别》太苦了，再加上它的取景地在河南，这个苦对我来说就有点太真实了。

是的，路边野餐在我们河南就是这样的。

开阔的农田取代曲折的山路，诉苦取代谈情成为诗歌，亲人互戕取代黑道纠葛造成死亡。

时间魔法无法营造幻梦只能带来折磨。

除了苍蝇没有生命跳舞。

除了白牛没有生命慈悲。

在那段小时候“洗澡”和长大后泅水的镜头转换里，突然想到，有时候我们很难分辨父母是想教会我们游泳还是溺死我们。

在我生活过的，并不算贫苦的河南地区。

也能感受到父母和子女之间存在过一段微妙的互恨期。

父母觉得孩子是生活的累赘，孩子觉得父母是自己不幸的元凶。

在这段时期里，双方都是受害者，罪在看不到希望的日子。

只是先忍不住的人，会成为悲剧的根源。

我想没有人知道怎么度过这段时期。

但它就是会过去的。

在无数次不可言说和邪恶幻想后，突然有一天就过去了。

导演说片名的意思是为了一段（提了会剧透的所以我就不详说了的）记忆做最后的告别，我觉得片面的意思就是和那种莫名的怨恨告别。

最喜欢的镜头是父亲第一次出场。

在警察刺眼的闪光灯下冰冷沉寂的死物，突然就被还原成了烛火摇曳里沉默寡言的苦命人。

映后私下问了导演，他告诉我选它是因为那个镜头里父亲像在倾诉。

他当然是在倾诉。

感谢湾影青年影视人才培训计划和广影协观影团，让我能够观看这样一部特别的、优秀的电影《最后的告別》。

作为一部导演风格浓郁的文艺电影，整部影片在视听、编排方面都透露出明显的异质感，特别是当主角作为一个在笨拙地活着的聋哑人，那么观众在全身心地代入其中时必然会感觉到一股排斥感，比如缕缕陷入沉寂的画面，消散不去的底噪，朦胧失焦的画面，甚至是引人烦躁的蚊虫。

导演用视听语言让观众一瞬间“魂穿”在主角方圆身上，体会这一首在乡村的命运悲歌。

其次，片中大量的意象堆叠，也让整部影片的文学性变得相当出众，观众可以在其中看到《活着》李福贵和老牛的相依相偎，可以看到在流逝的时间中停滞的边缘人，可以看到梦、孤岛，在第一遍观看时，这些具有魅力的作者表达往往无法直接地被全部接收到，但当你沉下心去回味镜头里的深意，就能体会到创作者对于社会少数群体的人文关怀，以及悲悯的注视。

相较于片子带给我的感受导演本人的经历带给我的震撼更大，余温更持久他让我看到了对一件事物纯粹热爱的力量在映后，导演说写这部片子的原因之一是他有个发小在小时候因为偷爸爸的表被打死了这种超越伦常的事情无疑给他带来了创伤，也构成了这个影片的底色影像扩大了人类的边界扩大了人能带给这个世界的东西“善意”“反省”“美与丑”“热爱与憎恶”都被影像这个媒介扩大了这就是导演在映后说的“情绪抵达”吧一些无形的东西，创作者本身都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埋藏于意识深处，一种直觉的记忆被呈现在作品中或者说人在创作过程中被无形的变“大”了一种灵感涌入了他的身体他所表达的远比他想表达的、自以为能表达的多的多如果说艺术之神有偏心的话那么ta一定只会偏心更纯粹的人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 时差电影 ，作者暮声」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真正意义的感同身受，就像旁人永远无法理解方圆内心的苦痛，而方圆永远不能明白工厂女孩最后无声的啜泣，时空交叠重影，情感错位追逐，老牛在寂静无声的世界里奋力吼叫，雨滴在灿烂耀眼的阳光下飘然坠落，浮云周身的观音慈眉善目的看着世人在泥泞中挣扎，身陷囹圄的苍生在桃花源记的幻想里寻找情感的最终归途。

父权、制度、抗争、和解，无言之歌，清白之年。

在磅礴大雨中，这是一场独属于方圆的，最后的告别。

《最后的告别》海报八月一号，《最后的告别》在FIRST青年电影展上完成了它的世界首映，导演张中臣，制片人王磊等携一众主创上台与观众进行映后交谈。

从左至右分别是初审评委、主持人张序、导演张中臣，男主演王耀德、女主演罗梦思、配乐陈若彤、文学策划张中玉、制片人赵语嫣、王磊、陈坤阳《最后的告别》讲述的是先天聋哑的方圆其一家三代聚合离散的命运故事。

在影片中，张中臣导演将镜头对准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中国人民，他将伦理关系与社会变迁的大潮相结合，用冷静而克制的笔触细细雕琢世间的苦难与心酸。

不可言说也无处言说的钝痛，不敢反对也无法反对的政策，一次又一次的灾难降临到这户象征着中国改革进程中被牺牲掉的普通家庭身上，但他们只能默默忍受，给予苦难以谅解，体味生命价值的裂变和触及灵魂的阵痛。

《最后的告别》剧照“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

”方圆牵着老牛行走在碧绿青翠的白堤边，仰望天空，透过斑驳树影里的阳光去寻找心灵的归宿，天生的聋哑让他活在无声的世界里，只能用一双眼睛去捕捉人世情感，感知社会温度。

离家的母亲、患有精神病的父亲，坠井而死的妹妹，垂垂老矣的爷爷，这个破碎的家庭在岁月里摇摇欲坠，小心翼翼维持着大家都自以为是的平衡，直到那口深井覆没掉妹妹的生命，吞噬掉父亲人性中最后的理智。

在影片里，张中臣导演很大胆的将第一视角给到了方圆这样一个聋哑人身上，人物主观上视听的闭塞带来的却是内心情感世界的汹涌波涛，反而更让整部影片拥有了一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震撼感。

《最后的告别》首映现场在许多人眼里，这是一部非常“慢”的电影——长镜头随处可见，叙事节奏过于迟缓。

但这并不意味着本片就与“无聊、无趣”这类词语挂钩，并且恰恰相反，本部影片故事的可看性极强，同时在确保了故事结构上的流畅与完整外，更用这样一种娓娓道来的的方式，润物细无声的将一种思考赋予给观众，并建立起观众与片中人物之间情感共鸣的联系，将不可捉摸的人类情感实质化，由此引发出该片有关生命的探讨，对于生活状态与情感追寻的理解。

在今年第十五届FIRST青年电影展上，《最后的告别》无疑是一部备受关注的影片，其影片独特的风格引发了广泛的探讨，对于其故事剧情的研究猜测在影迷群体里也一直没有停歇过。

而我们这次也专程采访了张中臣导演，就这部影片展开详细探讨。

左：导演张中臣 右：男主演王耀德Q：影片故事与你的生活经历是相关的吗？

你是从什么时候感受到“计划生育”的存在的？

我的老家在安徽省砀山县的张庄村，我们县位置有点特别，位于是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骑着摩托半个多小时到河南芒山，两个小时到江苏徐州和山东枣庄，是“四不管”地带。

砀山盛产梨，古时梨会进贡给皇帝，也称“梨都”。

我生于 1991 年，在 1991 年到 2000 年间，那时候计划生育政策是极其严重的，特别是在华北平原的农村，因为我那时候年龄比较小，只能感受到周边的整个氛围是极其压抑的，大家都沉默着，躲藏着，每家每户的梨窖成了计划生育的避难所。

我家姊妹三个，我排老小，上面有一哥一姐，属于超生，父亲是大队里的教师，因被别人举报，当时缴了罚款 4000多块钱，那时的罚款有个好听的名字叫“社会抚育金”，缴了罚款后父亲的教师资格才得以保下来，那时父亲的一个月工资好像是 280块钱，以至于后来因为一些小事和父母吵架时，母亲总是让我先还她这 4000块钱，可是现在三胎政策都已经开放了。

《最后的告别》幕后花絮这个电影的故事来源是 2000年左右我们村发生的真实事件。

因为一块丢失的手表，我的发小和其弟弟被他患有精神病的父亲杀害，这个事件对我影响特别大，事情过去了多年，我就去外地上学了，回到老家，发小的母亲已经改嫁，其父亲说是被枪毙了，也有的说是还在精神病院关着呢，发小的墓地已被杂草隐藏。

后来母亲告诉我那个遗失的手表，被发小的奶奶在村东头的桥上捡到了，很邪乎，一块手表改变了家庭的命运走向。

《最后的告别》映后交流Q：在本片中你担任了导演、编剧、剪辑的工作，从前期一直跟进到了影片的后期，作为首作/处女作，都顺利吗？

这部电影我是从 16 年开始写这个剧本，因为我写剧本比较慢，平时自己做剪辑养活自己，空下来有灵感了就写一下，18年算是才写出完整的剧本。

当时我和制片人坤阳去河南平顶山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他带我在平顶山周围转了转，我很喜欢周边的空间环境，既有平原也有山峦，很像我老家那边的地形，所以我们决定在河南平顶山拍摄这部片子，当时我们都没有什么资源，也不懂走创投什么 的，然后我的几个朋友知道我要拍电影，在没看剧本的情况下，语嫣和一些朋友开始加入进来，每个人拿点钱，加在一起几十万，就准备撸起袖子干了。

《最后的告别》幕后花絮然后我们 19 年初就开始做筹备。

筹备的时候父亲这个角色当时定的是一个民谣歌手，剧本也看了，也面聊了，什么都定好了，开机前两天经纪公司说演不了啦，因为这个角色很重要，我也不知道为啥忽然想到一个编剧朋友，他的状态特别像剧本里的父亲，当天就定了他来演，然后就直接坐火车进组。

因为资金和职业演员的时间问题，最终我们所有演员都是选用的素人，都是在当地的村子里找的，还有那三头牛，是我们在村子周边转悠时发现的，然后带牛的主人也一起进组，牛的主人就是影片里爷爷的角色。

我们这个剧组很特别，里面有将近 10位工作人员都是北京电影学院的保安，我在电影学院学习的过程中，11到15年一直在电影学院兼职保安的工作，都是白天上课，晚上上班。

在保安队里认识了共同爱好电影的这些朋友，没有他们的支持与帮助是不会有这部电影的。

那四年的学习是纯粹的电影时间，没有杂念，也不知道以后能不能拍电影，只是很享受在影像世界里。

所以这个片子整体的拍摄时期我们都很开心，虽然条件有限，但没有觉得苦什么的，能拍自己的电影，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情了。

杀青的时候，我们去送爷爷和三头牛，爷爷哭了，哭得很厉害，因为他一辈子只身一人，无儿无女，这一个月的拍摄，我们就好像是他的子女一样，他被这突然的情感闪住了，回去的路上我在想，这种情感会不会是对他的另一种伤害？

《最后的告别》幕后花絮片子在剪辑过程中反而很煎熬，后期我一个人在剪，又是剪自己拍的电影，极其痛苦，后来磊哥的加入帮助很大，有个旁观者可以拉着我抽离出来，我们做了一些内容上的调整，使表达更加准确精炼。

再也不要剪自己拍的电影了！

Q：相比方圆，似乎他的父亲方路军才是影片的主⻆，你怎么看待这个人物?是的，父亲其实也是当下时空的方圆，他们的内部世界是相似的，我没想批判父亲这个角色以及这个身份，他在那个时代是无奈的，宿命的，不可反抗的个体代表，这个片子是送给父辈的，父亲的人物特性来源于我的父亲，片子里出现的三首诗，是我父亲以前写的，也是他当时真实的生命感受体验。

片中的父亲其实一直在抗争，他也是受制于上面的父权，这个父权不只是爷爷，也是时代的，体制的。

父权的功能是“不”的功能，孩子获得主体性的时候，就只能接受父亲的禁令，放弃对母亲的欲望，这个禁令是象征性的，就像时间错乱的手表一样，他在试图去跟上时代的步伐，直到女儿的意外去世，才彻底把他整垮掉，当手表落井的那刻，他也被黑暗的深渊所吞噬。

《最后的告别》剧照Q：影片结尾结束在一场太阳雨中，那是真实存在的吗？

最后一镜的空镜头有何喻义？

太阳雨是在剧本中设计的，片子里所有的雨戏都是我们营造出来的，一些雨戏因为制作条件的限制，有一些画面呈现上的问题。

太阳雨在原剧本中是代表着宿命的东西，小时候每次下太阳雨的时候，我们都会唱一句童谣“老天爷不讲理，出着太阳下着雨”。

《最后的告别》剧照Q：影片结尾给人一种很强烈的延伸感，在表达三代人的命运时，有没有感觉因时⻓限制而篇幅不够?最后一镜头在剪辑的时候修改过很多遍，有多种尝试，最终定的现在这个镜头，不想把落点在人物身上，就像你说的这个镜头有延展感，它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家庭，更是所有生命的孤独，流淌的水面，飞燕，孤牛。

所有的一切！

《最后的告别》剧照因为时长的问题电影的篇幅受限，不像文学作品和电视剧，但电影有它的特性，通过镜头语言和蒙太奇观众可以感受到人物的精神世界，沉默的爷爷在双手祈祷时，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在为过去的一切赎罪，赎自己的也为赎别人的。

一口井出现三次，两人的生命都在此结束，我们感受到命运的轮回。

雨滴和泪水混为一体在方圆脸上流淌时，那种影像的情感力量是独特的，也是无限的。

命运是无法言说的，但可以在人物的缝隙和裂口处以隐喻的方式呈现受难的美，这是电影的魅力所在。

Q：徐冰的作品《蜻蜓之眼》中用了许多监控镜头来组成整部影片的剧情，注意到该片里也出现很多监控视⻆下的镜头，除了是他的工作之外的寓意是?工厂/监控来源于我的个体生命经验，监控就是内部和外部世界的连接，当一个聋哑人在封闭的环境观看监控时和普通人观看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无声的，观众在看电影里的监控时也是无声的，我在想，这样是否可以尝试一下让观众感知一下自己作为聋哑人的感觉。

《最后的告别》放映现场监控是割裂空间的，我们可以同时看到多个空间在一块大屏幕上，看似我们看到的东西更多，其实是更少，就像现在的世界一样，我们在互联网可以很快捷的找到讯息，我们今天可以吃个明星的瓜，在同时另一个空间在被洪水侵袭。

监控着世界，控制着世界的一举一动，我们并不安全，因为这些东西看不到我们的内部世界，反而时时刻刻影响到内部世界。

方圆每天看着工厂仓库里的女孩，看似很了解她，但最后工厂女孩的哭泣代表着，你根本无法感受到我的痛苦，我也无法感受你的痛苦。

从左至右分别是导演张中臣、男主演王耀德、女主演罗梦思Q：这部影片中，“镜子”出现的频率似乎非常高，这是因为什么呢?电影中小男孩多次更换了其面具的颜色，这是否有其他的用意?镜子的运用一是因为电影的叙事空间，镜子可以带来视觉上的错位，可以映射记忆，在拍摄前看了拉康的一些镜像理论，镜子可以从视觉上象征主体与客体的转变。

三次镜子的出现，三次井的出现，三次面具的出现，三次鸡蛋的出现。

三次代表着三界，想象-象征-实在，需要-需求-欲望，想象的父亲，想要得到母亲的爱，想要成为母亲的儿子。

方圆对家庭的心理情结是以重复出现的元素构建主体（父亲）对环境的各种身体和心理的反应，这些元素又再反噬方圆的内心，和父亲的主客体关系发生转变，当他在井边看到父亲虚焦的身影时，他就成为了父亲，当他最后一次远观加油站戴面具的小男孩时，他就成为了改嫁后母亲的儿子。

我不知道这些表达能否传达到观众，这是在拍摄和剪辑的想法。

导演张中臣与观众交流想法‘Q：影片里多次出现的《桃花源记》是否有别的用意?影片中出现的一头从小⻓到大的牛贯穿的全部剧情，牛是否作为一个重要的意象，或有别的含义?《桃花源记》是上学期间必背的课文，很奇幻，小时候经常做白日 梦幻想里面的场景，就把它放在了电影里，在第一次小牛转时空的 时候，学生在朗诵它“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

便舍船，从口入。

”，小牛跟着时空隧道回到过去，牛在农村是劳作的工具，和土地上的农民很像，每日汗洒土地，就像父亲1980年写的那首《老牛泪》：锁头肚带人未早，犁翻新泥寒雾绕。

里外吆喝声声紧，纵横锁耙知未了。

俯首耕种万颗籽，汗酒阡陌一根草。

一身鞭痕无人抚，泪润黄土谁知晓。

牛在西方又有神性的东西，原剧本里有句引言，大意是“小牛哞哞叫，圣婴惊醒了， 不哭也不闹”，后来剪辑的时候感觉太直白就拿掉了。

片中的几处牛哞叫声，“哞”的叫声很像聋哑人叫“妈”的声音，它可以让观众感受到方圆对母亲的欲望，被爱的对象，但是这种爱到最后又是想象的幻觉，因为爱是不可抵达的。

《最后的告别》剧照Q：将这部影片的主要叙述视⻆给到了方圆这样一个聋哑人身上，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选择聋哑人作为主角是因为小时候我的一个堂妹是聋哑人，旁边的邻居也有聋哑人，我就很好奇她们的内心世界，男主的饰演者是我的一个好朋友，他是南方人，他的生命经历和片中的方圆很像，他话很少，状态特别好，开拍之前他在平顶山的村子里住了一个月，又去聋哑学校呆了半个月，在聋哑学校体验的时候，发现了一个聋哑少年，也就是方圆少年时期的饰演者，这个少年的父母也是聋哑人，虽然现场沟通起来比较麻烦，但还是想这个片子里能留下他们这个群体的身影。

我想整个片子是比较安静一点的，不需要什么言语，通过肢体和神情去传达，再用蒙太奇解构其意义。

《最后的告别》映后交流Q：地域特色，这是否也是作为导演的一个⻛格元素?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片电影，很多东西都是我自己的生命经验，地域的空间性塑造了人的性格，我出生的地理位置就像拼贴的监控画面一样，既是割裂的又是统一的整体。

我觉得新导演还是要把电影语言用扎实，再慢慢去打破一些东西，我还在学习摸索阶段，不会把它框住在一个风格下面，会继续对心理的，神秘的，黑暗的东西着迷，这些东西能让我慢慢看清自己的内部世界。

《最后的告别》杀青剧照END

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马孔多本是个与世隔绝的小镇，相较于吉普赛人的到来，失眠症的入侵似乎才是更大的威胁。

为了抵抗随之而来的失忆，何塞·阿尔卡蒂奥会用墨水给每样东西注明名称，可是标签本身并不能使人记起它的功用，一切仍需详加解释。

可一旦标签文字的意义也被遗忘，靠词语暂时维系的现实终将一去不返。

在张中臣的处女作长片《最后的告别》中，影片的男主角方圆本身就是个先天聋哑人，那个靠词语维系的现实几乎是不存在的，可讽刺的是他始终无法与过去的痛苦记忆作别，并且几乎享受不到言语表达所带来的情绪释放。

可是这些都不算问题，就好像语言本身反而会成为一种障碍，透过影片充满想象力的镜头组合，导演无疑是找到了一种描述失语者世界的自由。

饶有趣味的是，导演似乎又不全然信赖画面的叙事潜力，贯穿影片的浅焦摄影似乎暗示着男主方圆所能看到的那个世界本身也是残缺不全的，暗合了他失落一生中与外部世界的隔绝。

撇开男主的先天聋哑身份不讲，寡言少语的现象在艺术片中并不少见，蔡明亮影片中的李康生本身也是个与周遭世界格格不入的失语者。

在《最后的告别》中只有寥寥几句对白，节奏迟缓又滞重，仿佛影片本身就还原了一种与聋哑人交流带来的困难，本质上说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困难。

事实上，语言本身是会给人带来惰性的，我们早已习惯了去听别人去说什么，习惯了去看有大段对白的电影，于是一旦别人突然不说话了我们反倒是无所适从的了。

当然，在脱离了台词或说言语的情态下导演本身并不畏惧讲述本身，他反倒提供了更多关于观看的可能性。

我们众所周知的那些“慢电影”导演，其实他们本身也是无法忍受静的本身，却又抵抗盲目运动的诱惑。

诚如影评人罗杰·伊伯特所说，每一个热爱电影的人最终都会抵达小津安二郎的视界，从而领会到电影的本质并非运动，而是运动与静止之间的抉择。

在《最后的告别》开篇其实我便已经感觉到，导演在寻找动与静之间平衡所做的努力，并且是如此的令人难忘。

远处青山中静观一切的观音，水中的波纹，以及之后颇具象征意味的白牛缓慢地走来。

当然，导演肯定不会不知道，在一部充满了意象之美的影片中，如果观众找不到属于他自己的诠释，就很容易迷失在抵触的情绪之中。

但换个角度，《最后的告别》似乎也给我们提供了更宽广的角度去臆测埋于其中的潜意识，每个人似乎都能找到他理解的通道。

比如对于我，影片中男主方圆拉马车的梦魇般的画面，很容易联想起贝拉·塔尔影片中人马皆疯的执念以及维克多·斯约斯特罗姆《幽灵马车》一片中的鬼魅气息。

事实上，我们都发现张中臣所描述的乡土世界与印象中的现实主义题材大不相同，甚至与我们认知中的现实世界中人物的情绪感知模式有点背离。

换个通俗的说法，他的影片是不是也缺乏了诸如侯孝贤电影中的人情味和烟火气？

但这不代表，他不关心人物的情感走向、遭遇、交流困境、家庭变故带来的隔绝，只不过他是以一种与众不同的通感手法让情感和事件都融为一种抽离的姿态。

我猜测，这可能与导演本身是个彻头彻尾的现代主义者有关，他似乎畏惧在影片中渗入更多的现实，就会破坏了自己内心的理念世界，于是他只能选择一种他所认可的方式去描述一种乡村现实，并尽可能地摆脱一种穷山恶水的审美。

是抽离的，所以也是现代的。

仔细察看，在浮于乡村表象之下的，其实是导演对于地形与材质本身的迷恋，我倒反而更想看一部由张中臣所拍摄的都市电影了。

原文首发于真实故事计划撰文：葛诗凡；编辑：温丽虹1.起点北京的西土城路4号，北京电影学院，是一个承载梦想的地方，这里每一个人都可能想当导演，包括保安。

早上七点，C楼保安监控室里，张中臣摘下对讲机放到一边，脱下保安帽，解开别着保安袖章的制服大衣，套上自己的羽绒服。

2013年2月的一天，他下班了，今天是他的开学日，作为北京电影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剧作专业的新生。

此前，他已经在北电做了一年多的保安，蹭了一年多的课。

多了个学生身份，他就又有理由在北电多呆两年。

北电的校园不大，从保安的角度来看，它有五个校门，最大的西门要有保安值守站岗。

每幢教学楼的一层，都会设置一个问询台，保安会负责坐在那里。

C楼是保安队监控室所在的地方，实时播放监视器录下的影像。

标准放映厅周一到周三播放电影，保安需要检票、把门。

校园的每条小道上，保安带着手电筒和对讲机，巡逻、在执勤点打卡。

从2011年到2015年的四年间，这些岗位张中臣都呆过。

每天下午两点，是他一天中最紧张的时刻。

保安队会全体在东大门集合，汇报当天的工作情况。

在宿舍穿戴整齐好保安制服后，他把帽檐压到最低，跑着穿过人流，迅速把自己埋到队伍中间。

他不想让相熟的学生认出来。

C楼的监控室是他待得最久的地方，比宿舍还久。

大部分时候是在晚上，十一点上班，次日七点下班。

北电的监控室有一整面墙都是监视屏幕，被分割成十几块长方形，上面分布着北电的角角落落，俯视着碰巧经过的行人。

张中臣对正在发生的影像没有太大兴趣，他在监视屏前支起另一块电脑屏幕，放贾樟柯和比尔·道格拉斯、黑色电影、法国新浪潮，沉浸到自己构造的影像世界。

监控画面显示，徐浩峰走进了西土城路4号的大门。

两分钟后，张中臣又在链接教学楼C楼门口监控的显示屏里看见了徐浩峰，导演往114教室的方向拐了过去。

张中臣面前，监控室墙的另一面就是114，北电最大的阶梯教室，备受学生推崇的热门课往往都安排在这里。

有时，来蹭课的人们会把教室的过道都塞满。

徐浩峰在北电的《视听语言》也在这里上课。

徐浩峰的电影里遍是武侠、侠气，上课时则喜欢讲新好莱坞时期的美国电影，从《荒野大镖客》讲到《教父》，分析经典的镜头。

现在，好莱坞经典结构的分切已经不再吸引张中臣。

在北电的四年，他看了许多欧洲电影，渐渐地，他站到了用诗意承载更多表达可能的那一派中。

这不算反叛或者推翻，只是另一种方向的生长。

不过张中臣喜欢听徐浩峰讲《视听语言》，因为他讲课金句频出，很少重复。

张中臣前后听了四年，不会感到厌烦。

早晨7点，夜班结束。

张忠臣脱下保安制服走出监控室。

他戴着黑框眼镜，身形瘦削，本就在上大学的年纪。

脚踩着一双帆布鞋，他很快就混入了上课的人群中。

在踏入电影学院之前，张中臣过早地被扔到流水线上，承担起生活。

2010年，他大专毕业后，进入安徽芜湖一家空调制造厂工作。

这里离他的老家砀山县有7小时车程。

高中毕业后，每个暑假他都在流水线上度过。

对于农村孩子来说，工厂是新时代的田地，前途既定安然。

在空调厂，张中臣被分配到胀管车间，做空调外机所需的过滤网。

前面的女工给一个网片穿上十根铜管，配件躺在流水线上经过张中臣，他一次取下三片网片，放进胀管机，关门，按下开关，几米高的机器就压下来——轰隆轰隆——叶片成型，每个流程不过几十秒。

这样的动作他每天重复做12个小时。

2.松脱的螺丝钉厂房外的开发区，三车道的马路比一般的省道都要开阔，方便大卡车进出于此。

从高空俯瞰，一间间工厂四四方方，模块式地嵌在城市和乡村中间。

工人可以在厂区完成任何事，吃饭、娱乐、结婚生子。

张中臣租住的公寓楼属于奇瑞汽车厂，新晋的员工分到一间单人宿舍，有了意中人后，可以用员工价买一套两室一厅，在厂区成家、完成生命的延续。

一次，胀管车间隔壁车间的一个电工在检修电路时触了电，从两层高的机器上摔下，跌落的瞬间就失去了意识。

张中臣看着救护车拉走了那个电工。

此前，他们是烟友，是在工作间隙围在一起抽廉价香烟，在烟雾下谈论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的工友之一。

他们还曾在半夜爬上大卡车后面乘凉、睡觉，但谈不上有多相熟。

那之后，张中臣再也没有见过他。

电工的意外，让张中臣意识到，工厂区许诺着安稳的未来，也伴随着危险和意外。

有时，庞大的机器轰鸣着升起又落下，张中臣会想象在某个失控的瞬间，自己的手会落得和网片一样的命运，被无情地压成薄片。

想要逃走的念头冒了出来。

他想起大二的暑假，在一家制造风力发电叶片的工厂打工。

两半叶片合模的时候，需要工人爬到中间一点点地刷胶。

天津的盛夏，模具底座不断加热，他被封闭的防护服包裹着，给叶片刷胶，一路刷，一路往叶片中心走。

越往里面，叶片的缝隙就越狭小，他感觉自己身处一个黑洞，没有方向。

流水线上的一颗零件松动了，只是还不知道落向何处。

2011年国庆假期，张中臣坐着绿皮火车北上到北京电影学院，投奔在那里当保安队长的哥哥。

在北电，他每天混入上课的人群，在校园里闲逛。

一天下午，他晃荡到114教室，教室里零零散散地坐着几个学生，张中臣随意挑了个位置坐下。

那是第一次，他在好奇心驱使下，想听听看北电的课是什么样的。

一个女老师踏着铃声走进教室，告诉学生这堂《大师研究》要研究李安的《喜宴》。

窗帘拉合、灯光熄灭，教室旋即陷入漆黑，唯一的光亮在大屏幕处。

课上播放的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早餐的一场戏，男主向父母宣布下午结婚的消息，西方简单的结婚公证和东方隆重的仪式传统产生了冲突。

放毕，老师打开灯，在黑板上画机位图，这场戏五个角色，用了三个摄影机，通过镜头的剪切和衔接表现出了人物的冲突以及文化的冲撞。

《大师研究》是北电高年级学生才会上的课，那时候，张中臣不知道这叫拉片，他所理解的电影就是村委会露天放的抗日片，县城电影院里放的好莱坞动作片，同学在录像厅租借的港台警匪片。

张中臣单纯地被电影吸引了，问哥哥要来了北电各个专业的课程表，穿梭于北电的各个教室，能蹭的课他都蹭。

年底，为了维持生计，张中臣去应聘了北电保安的工作，保安队的工资是他在空调厂的一半还不到，但包吃包住，让张中臣在北电有了落脚处，方便他白天在这里蹭课。

一天上夜班，张中臣打开了贾樟柯的《小武》，小武在一辆晃荡的城乡巴士上行窃。

贾樟柯的汾阳与张中臣的砀山交汇出了叠影。

这辆巴士和张中臣初高中每周从学校坐回家的那辆一模一样。

从砀山县城到他的老家张庄村，有五十分钟的车程，那趟车破破的，人也没那么讲规矩。

有个角落的座位被拆了放轮胎，大家就凑合着往轮胎上坐。

张中臣背着书包，妇女牵着孩子，老人提着X光片，巴士依次在村镇停靠，大家各怀心事。

高中时他不想在学校待，也和小武一样，终日在县城晃荡，去网吧、游戏厅、台球厅。

他漫无目的地压马路，有时在远处看朋友打架。

影片里警察穿的大衣，他妈妈也有一件。

原来电影可以拍身边的小人物，创作也没那么复杂，他想。

从流水线上松动脱离的零件，在那时找到了想要落下的地方。

3.想表达的第一次举起镜头，张中臣从模仿开始。

贾樟柯的纪录片《公共场所》给了他灵感。

2013年冬天，他借来相机，将镜头对准边缘的人：北京西站里的农民工扛着蛇皮袋，奔赴流水线；天安门礼花下，保安正在站岗。

他和张中臣一样，无法在春节返乡。

生命力在镜头里、在北京的积雪上氤氲，琐碎又鲜活。

那个夏天，张中臣开始寻找自己想表达的。

回老家探亲时，他将镜头对准了自己的村庄。

他拍打扑克，三四个人围坐在村口的大树下，后面又三三两两围成了松散的圈。

他们打扑克特别用劲儿，喊着“对A”，啪一下把一双牌甩到木板上，眼里透着得意。

张中臣用镜头放大他们抽烟的姿势、脸上的褶皱，真实的生活因为镜头的截取，有了电影感。

西瓜结成拳头那么大的时候，张中臣的妈妈沿着田埂，给每个瓜苗松土施肥，相机跟着妈妈，一点一点地往前挪。

回家时，妈妈在河边的柳树下捡了一捆树枝。

镜头里水面闪着波光、柳树随风飘摇，妈妈转过身来冲着镜头笑了笑。

这个画面击中了张中臣，在脑海里挥之不去。

后来拍《最后的告别》，水面和柳树组成了全片的第一个镜头，也定下了全片的美学基调，明亮又干净。

一个赶集的日子，张中臣拿着相机，坐上爷爷的三轮车去集市。

小贩们带着应季的蔬果，从村庄汇入镇上，招呼着买卖。

砀山酥梨是当地的地标产品，小时候家家户户都种。

后来卖不上价，有几年梨子都烂在了坑里，很多梨树就被砍掉了，包括他家的。

张中臣记忆里满园的梨花已经变得很淡了，村里簇新的楼房逐渐取代了一层的砖土平房。

甚至连他的父母，也在几年后离开了村庄。

镜头带着张中臣去重新审视这块自己生长的土地，原来他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村庄被时代推着走，个人在里面沉浮。

想法逐渐明晰起来，他决定拍他的村庄，而切口可以是那一桩杀人案。

张中臣的童年，被十岁那年村里发生的一桩杀人案分割成两半。

九岁以前是亮色调的，太阳能照得皮肤反光。

他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没多受管束，和发小在田间爬树打闹，在树林里捉蝉猴，走几里地去村小上学。

夏天太热了，一家人就睡在屋顶上。

九岁那年，张中臣升三年级。

开学前夜，发小被他的亲生父亲杀害了。

凶杀发生得没由来。

男人患有精神病，半夜里找不到手表，就拿斧头把睡梦中的两个儿子劈死了。

命案的阴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笼罩着村庄，张中臣不久之后就被父母送去了更远的小学，告别了在村庄生活的日子。

发小的墓地逐年被杂草掩盖，这件事的阴影挥之不去，每次回到老家，一个念头就会浮现在张中臣脑海里：如果发小没有被杀害，他该如何面对父亲？

这成为了张中臣的长片《最后的告别》剧本创作的原点。

4.保安队和乌托邦《最后的告别》的主人公方圆是一个聋哑人，三十出头，在工厂当保安。

有一天，警察找上门来，他的父亲在精神病院杀了看护潜逃。

故事简单，人心复杂。

复杂的人心浮在脸上。

全片大量的镜头给了方圆近景特写，这张脸承受苦难、疏离淡漠。

饰演方圆的是张中臣的保安同学王耀德。

在北电读书的时候，王耀德就是张中臣的主演，演过保安、销售员和杀手。

那时候北电保安队二十几人，有七八个人特别爱电影。

来到北电，有些为了逃离，张中臣逃离流水线，王耀德逃离家庭。

还有些为了梦想，比如李想和张秘密，都毕业于师范大学，想考北电的研究生。

他们都爱电影，也都没什么钱。

李想相当于张中臣的半个电影导师，带他入了门。

相对于其他白纸来说，李想那时候已经对许多电影理论信手拈来，他的硬盘里，按类型、按导演躺着很多张中臣连名字都没听过的冷门艺术电影。

那时候，宿舍随意地贴着电影海报，聊得也大多和电影有关。

他们从来不聊未来，好像期待这个被电影填满的乌托邦不会醒来。

有时候他们需要提交一些短片作为课程作业。

几个人凑一块儿，签下“对赌协议”：一周内交不上作业的，罚款五十块。

有些北电学生的一个作业就能启用一个完整的剧组。

保安队的同学没有相机，就用手机拍摄。

没有苹果电脑，就借电脑剪辑。

人员也都是互通的，我做你的剪辑，你做我的演员。

放暑假的时候，学校空荡荡，成了他们最自由的时光。

一次，张中臣写了个小剧本，在当时住的二号公寓拍，剧名就叫《二号公寓》。

王耀德本色出演保安，在巡逻过程中遇到了鬼。

学生时代的短片顶多称为习作，不过这倒让张中臣喜欢上了剪辑。

他没什么预算来制造道具，就用后期把水池里的水渲染成红色，通过倒放、拼贴、配乐等手段营造恐怖的氛围。

剪辑对他来说，是二次创作。

他帮张秘密剪过记录短片《浮草》，记录了北电几个保安的上班片段。

上手后，逐渐有些学生把作业交给他剪。

毕业之后，张中臣很长一段时间以剪辑为业。

他从现场的剪辑助理做起，跟着剧组全国跑，在空余时间剪一个自己的版本，与剪辑师的对比。

这是一个有趣的学习过程，剪辑师像第二个导演，通过对画面的编排，拯救演员浮夸或者不足的表演，控制甚至改变剧情的走向。

同样的原料，煮出了两碗不同味道的汤料。

2019年开年，张中臣已经剪了十几部剧情长片了。

他觉得他对影像有了掌控感，有能力处理好现场的各种状况，也就是说，他有信心作为一个导演制作一部长片了。

《最后的告别》的制作班底，和学生时代没有什么不同。

剧组人员要么是朋友，要么是朋友的朋友，主演依然是王耀德。

独立导演要拍电影，起初只能求助身边的人，张中臣联系了之前的保安同学们。

当时他们已经散落各地，王耀德回了老家，送外卖维持生计，同时进行剧本创作。

收到张中臣的邀请后，为了演好聋哑人，王耀德去聋哑学校呆了半个月。

张秘密离开北电后一直在拍纪录片，有时候穷得连烟都抽不起，他成了张中臣的演员副导演。

李想是最后一个离开北电的，他拒绝了张中臣的邀请，他只想当导演。

2019年6月底，《最后的告别》在河南平顶山开机。

钱是几个哥们儿一起凑的，出于对张中臣能力的信任和肯定。

电影里，还临时凑了一些演员。

王耀德在体验生活的聋哑学院找到了饰演少年方圆的演员。

剧中的爷爷是平顶山当地村民，带着他的老牛出演。

用着几十万的小投资，最省钱的配置，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大家把这部影片拍了出来。

那个夏天，大家好像梦回了在北电的乌托邦生活。

5.下一个阶段2021年九月初的一天，张中臣去了趟北京的库布里克书店，打算选几本新进的电影书籍。

他保持着每天看一部电影的习惯，最近看的是托马斯·温特伯格的《酒精计划》，一部讲述中年男人通过酒精越轨的电影。

听说我喜欢侯麦。

他说：“那你应该不喜欢我的片子，我的片子几乎没有对话。

”的确，《最后的告别》几乎没有没有对白，很少有这样的电影，完全借由影像本身进行叙事和表达，画面构建的意象所指涉的意义，比单纯的对白传达的还要多得多。

这确实符合他本人的风格。

他话少，几小时的采访后，他觉得采访时说的话，超过了过去三个月的总和。

张中臣觉得自己过着这样一种生活：重复的，却在重复中不断发现新的事物。

最近几乎天天在剪片子，有时候剪辑累了，他就出门溜达，散步的范围总是不会超过家附近一公里。

但在重复的一公里内，每天也能看出新的东西。

他习惯从不同的“机位”观察同一件事物，今天走了天桥，看到人行道的角落有一个垃圾桶，明天就走到对面，看构图有什么变化。

有一天他起的比往常早，阳光洒在白色的桌面上，被玻璃杯折射出一个棱角分明的半圆体，他记录下了这束当天八点三十分的光线，又盯着光束游移了七分钟。

他对光线着迷，觉得一束光打到了白纸上，有了阴影，一层平面就有了立体感。

《最后的告别》画面特别亮，张中臣说，明亮才能衬得出黑暗。

导演的眼睛就像镜头本身，打捞生活中不被人注视的事物。

张中臣的镜头，捕捉着后视镜中的蓝天，水坑里一棵树的倒影。

镜像就这样成为了导演影片中一种表现手法，他让主角方圆通过橱窗的反射观察远处的母亲、在后视镜里看到差点溺死的自己。

2021年8月2日，FIRST电影节颁奖礼，《最后的告别》包揽了最佳导演和最佳剧情长片两项大奖，张中臣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成了本次电影节最大的黑马。

这是张中臣第一次参加电影节，在FIRST放映期间，《最后的告别》声量很小，他们甚至连返场座谈会都没有。

最佳剧情长片的颁奖词评价他：“以身体力行的勇敢与真诚，照望那些被隐去与忽视的痛楚和面孔，在有限的时长内展开漫长的岁月，并以电影的温暖，尝试抚平那些折痕。

”张中臣猜，是他的真诚让他得到了肯定。

生活开进了新的一章。

荣誉改变了一些事情原本的逻辑。

最明显的是资金。

《最后的告别》做后期时，正值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还差二十万，这是硬成本，省不了。

他拿着粗剪好的片子，见了几个投资人，都没了下文。

最后还是团队的人东拼西凑挤出来的。

之前怎么都寻不到的投资人，现在开始找上门来。

他不得不分出一部分精力来，与投资人接洽。

尽管有在尽力和投资人聊，张中臣还是不敢确信他们真的会给他投资。

毕竟按照张中臣的理解，选择拍独立电影，本就是选择了一种边缘的表达方式。

而资本天然地对这种边缘保持投资谨慎。

风头来得快，去得也会快。

在电影市场持续低迷的后疫情时代，情况更甚。

像一个循环，张中臣又回到了在生养他的村庄拍摄的那个夏天，寻找下一个想表达的内容。

下一部片子拍什么，是他近期听过最多的问题。

投资人问、制片人问，记者也问。

剧本仍在构思阶段，他坦承说，目前很难给出具体定论，是否会沿袭这一部的美学风格，也不敢保证。

“一切还很未知。

”张中臣说。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觉得自己会一直拍边缘人物，因为：“中产的导演拍中产，边缘的导演拍边缘。

”

采访、撰文/法兰西胶片这是一篇25天前就应该发布的导演专访稿件。

它直到今天才发布，除了我治疗十几年都无法康复的拖延症，还有就是，我舍不得。

我是真的有点舍不得把它发出来，我怕发出来后，我就不再那么惦记它了。

那这篇专访有什么出彩的地方呢？

对于电影媒体工作者而言，它在电影工业随时会卡死在命令的危机下，在内娱濒临粉碎的时刻，它所携带的用来抵御恐惧的坚定，可以暖胃，可以舒心。

对于一个影迷来说，它是一面光亮的镜子，你能从中对照到自己当年因为电影重获生命力的动人时刻，它像我们人生第一次去了解一棵苍天大树，下意识地，也想去延展一下四肢与筋骨。

对于一个人，对于一个渴望对抗沉闷的，迂腐的，落败的，倒退的现实的人，它像夜里跳出阴云的圆月，只要你专注地奔波在前进的路上，它就会照亮暗黑里的迷雾，你的双眼不会干涩，你的头脑保持着清醒。

这简直就是一篇关于养生的专访，毕竟，生活早就病入膏肓了。

孤独，卑微，自艾，胆怯，空落，是这位导演最初的仪容。

自由，愤慨，慎独，不惧，猛然，这是导演成为导演后的完整。

谁做到的？

电影，也是每个与电影为友的人。

电影开始让他对自身有了要求，他也由此决定提高自己，创造影像表达。

他的经历，同时也证明了精英教育是必不可缺的，它哪怕一时战胜不了愚昧的基数，但也永远是社会的基底。

这位青年导演叫张中臣，但我们先不着急介绍他获得最佳电影及导演奖的《最后的告别》，我们先来了解他这个人。

张中臣（中）他有很多身份，农民的儿子，电影学院的保安，彭发的剪辑师，自己的导演。

我们今天就看一下，电影之子，如何因为电影，开始形成真正的自己。

为他那句“如果不能用电影做表达，我会选择去死”的获奖词，找到一个真实的出处。

在过去，这句话一点也不矫情。

01.极暗童年：魔鬼在身边，记忆埋进河边的坟地我出生在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的一个村子里，叫张庄村。

这里是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四省交界，我们县发展一直不好，因为每个省都不管我们，四不管地带。

我到现在都没有去过自己的宿州市，平常都是去河南玩，骑摩托车40分钟就到了，再骑一个多小时就到江苏徐州了，最后到山东枣庄。

它是这么一个被割裂的空间。

我们那边也有特产，砀山酥梨，从前是给皇帝上供的，所以我们那也叫梨都，每年都有梨花节。

因为是平原地带，一马平川望不到头，冬天起霜起雾的时候特别美，就像《永恒和一日》里一样。

地头的果园说回家里，我是家里老三，还有哥哥和姐姐。

我妈是农民，我爸是农村语文老师，平时喜欢创作，写诗，写写小说什么的。

《最后的告别》里那三首诗都是我爸以前写的，很早以前，八九十年代了。

早年农村教师会被村里人看不起，因为在农村不干活，赚不到钱是不行的，特别是七八十年代，我爸八几年就开始教书，那时候才二十岁出头，村里边很多岁数特别大的人都是我爸的学生。

我爸性格特别内向，他是被空间给压抑的，他其实很不喜欢农村。

我记得小时候他点煤油灯写作，我妈就很烦他，你怎么还写作，你就应该陪我剥棉花。

因为我妈很累，从我妈的角度讲，她每天干农活还要照顾我们，我爷爷奶奶他们也要帮我叔叔带五个孩子，其中一个是聋哑人，《最后的告别》主角为什么是哑巴，就是因为这个。

那时候我的记忆有点模糊，但是我记忆里，我们家庭环境是极其不舒服的。

张中臣家的院子我对童年记忆很黑暗的地方，来源于一次邪念的焚烧。

那是2000年，我当时九岁， 9月1日的早上，大家暑假开学，我们农村都会起很早，一起背着书包叫发小去上学，当我走到他家院子门口的时候，发现这里边围着好多人，一大群人。

我当时个子矮，就从那些大人的腿缝里，看到发小的父亲，他被绑在院子里的一颗梧桐树上，身上沾了很多血。

为什么绑住他呢？

因为8月31日晚上，他把自己两个儿子给杀了，就是我发小和他弟弟，他弟弟应该才上小学一年级。

我童年记忆里有一个“红孩儿”，在我们那流传特别长，说“红孩儿”晚上喜欢吃人，就给我们小时候造成童年阴影，后来知道“红孩儿”是真的，但他不是吃人，是走火入魔后做一些特别狠的事。

我创作《最后的告别》剧本的时候，不知道我发小的父亲为什么异化，听我爸讲，他还有一个导火线，是什么？

我父亲每次教完书都会打暑假工，发小的父亲也会跟我爸一起去，他们有次去徐州，干完活，发小的父亲偷偷把蚊帐拿回了家，一个蚊帐而已，我爸说不知道谁故意搞他，就举报了他，他心里极度恐惧。

就这么个事情，一个不值钱的蚊帐，是一个导火索。

至于为什么杀他两个儿子？

其实是他晚上经常会戴一块手表，但那晚手表不见了，就想让他的两个儿子帮他找，两个小孩晚上睡得很死，就没人帮他找，他就拿斧头先把大儿子劈死，小儿子醒了，在堂屋里拼命跑，堂屋里三间房子门都被反锁了，小儿子被发现时，就死在门缝里。

这些，我当时只了解到30%，只知道发小被他爸爸打死了。

原先我们农村因为夏天太热，大家都打开着门，或者睡在屋顶上、路上，各自串门，很轻松的。

这件事之后，各家都锁着门，晚上不敢出屋。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发小的父亲是被判刑了，枪毙了，还是去精神病院了，甚至有人说他逃走了。

整个村，没有人知道。

发小的母亲后来也改嫁了，我妈妈有一次在赶集的时候碰见她，也不知道该怎么打招呼，互相看了眼对方，转眼就在人群里消失了。

而我呢，失去了一个伙伴，他的坟地，就在我以后每次上学必经之路的小河边上。

原本那里有一个断了的树枝，我们会抓着它学人猿泰山在空中荡过去，后来再也不会了，因为那有他的坟。

02.荒芜时光：恐惧饲养灵魂，电影初露微光那件事之后，我爸就把我送到特别偏僻的一个私立学校，两个礼拜才能回家一次。

我那时候上四年级，才十岁啊。

当时学校宿舍满了，进不去人，但学校附近有村子，分配了几个双人上下铺的床，睡在旁边村子里边，每次要走一条漫长的黑黑的夜路才能到。

好恐怖，我不想在这儿，我特别害怕。

我妈第一次来看我的时候，我就在校门口大哭特哭，我妈说那咱不上了。

但我最后的意思，就是，咱们学费都交了，还是继续吧。

坚持下去，慢慢就变好了。

连成绩也开始变好了，当然，其实也是被打出来的，我对那个数学老师有点阴影，他会拿皮带抽你。

上完五年级，我就考到县里最好的初中。

结果，一到初中，人就开始自卑。

因为那所初中里大多数学生都是县里的户口。

我一个村里来的，都不用说话，光看穿的，看吃，就能分出来。

我根本就是过了三年自卑的生活，但父母都不知道我这种心理。

那时候就开始学坏，去网吧打游戏机，第一次去是在初二，玩街机，打拳皇。

学校旁边还有一个社区，里面有乒乓球室，还有一个录像厅，就是一台大电视，我有时候不回家就每天交五块钱在这儿看碟片。

我其实从来没看过电影，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学校露天放过《地道战》，那天还下雨了，对电影一点印象都没有，一点存留的信息都没有，之后也再没看过。

上了初中，学校会组织，去县工人电影院看电影，当时我因为想吃棉花糖，进去比较晚，不知道自己的位置，怎么也找到不人。

我就身处黑暗之中，特别恐慌，放的是一个黑白抗日片，演的是几个鬼子在村里乱窜，杀妇女，还是在我们县里拍的，好多梨花。

我当时对电影的唯一情绪就是恐怖。

直到刚才说在社区看电影，看录像带，才开始对电影有喜欢。

当时最爱看的就是托尼·贾的《拳霸》，每次都看。

《拳霸》海报其实县里还有一个放黄片的地方，叫“天幕”，它在一个三层楼巷子里，特别偏的一座楼，有小窗口，你给他几块钱，进去就行，随便看，里面一张老式的木桌子，放着一台彩色大电视。

县里那些拉三轮车的，开三蹦子的，经常来这里看黄片。

我同学就带我去了一次，但那天没看成，有些老头说“不看了，看腻了，放个武打的”，结果你知道换了个啥片么，我在多年后才知道名字——《杀破狼》。

后来我中考考了600多分，上了二中没上一中，但高中的时候开始去网吧包宿玩CS、跑跑卡丁车，玩到每个月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成绩就一落千丈，全部荒废。

在学校赊账太多了，身份证给扣下了，老师就找到我父亲，但我真的一点课都学不下去，我也意识到我做错事，但扳不过来，一听老师讲课我想死的心都有。

直到高中毕业，我还欠学校600块钱，我不敢跟父母要，就跟我哥打电话求救。

高考完，2008年，我就来了北京，投奔我哥。

他当时在大兴的工厂里，专门做肯德基那种外卖包，我就在这工厂做了两个月，查高考分数都是在这的工厂查的，就记得300多分。

其实我哥他原本是特长生，画画的，还爱表演，初中毕业汇演他还演包青天，我们全家人都去看。

他偷偷来北京，最终是想学电影。

但直到那时候，电影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东西。

我还是继续，去西安上了个大专，学机电工程模具制造。

在西安上大专的三年，每天过得都是无聊的日子，上网，睡觉，我都能感觉到自己的无聊，我能意识到这一切，但是无法改变。

2011年，上了两年半后去芜湖美的空调实习，是我一个朋友介绍去的。

我当时分在胀管车间，就是做空调里面的过滤网，一片片的网格，它要铜管穿起来，压缩成一个铝片，放在空调的外主机里面。

一个叶片要穿10根铜管，女生来负责，我们前一个流程穿好，穿好是散着的，它需要用胀管挤压成硬性的，把这些网片强压力，把它凝固化，我们就负责把散着的网放在胀管下面，按开关，巨型的机器就压下来了，压下来之后，升上去把门打开，再把这三个放下来。

我说的你明白吗？

我的意思是，我每天都这样。

后来我又遇到一个事件，我们一个玩得特别好的电工，他在修线路的时候，没有保护措施，触电了，直接摔下去，头朝地，硬摔在车间的地面上，地面是很硬的塑胶地。

那时候我20岁，我从工厂到朋友租的房子，每天要走一条很长的路，这条路对我很重要，我就在路上走着走着开始想，我到底在干吗？

因为除了这条路，我在别的时候没有时间去想问题。

我想离开，必须，马上。

离开工厂车间前最后一次和同事检修设备我就又去找我哥，他当时已经当上了北京电影学院的保安队队长。

我把电脑卖给我同事，坐着火车就来北京。

我哥去北京西站接我，坐十几路的公交车，坐到蓟门桥北，西土城路四号电影学院那一站下车。

他把我领进了北电。

03.保卫北电：电影开了光，人开始活了回到2008年，那年我去西安上学，我哥他就去了电影学院做保安，因为他管理能力还行，慢慢就成了队长。

当时我就住在他保安队宿舍，就是电影学院C楼旁边有个小屋，在角落里，再往旁边走就是导演系的教室了。

他说你就在这待着吧，他要去上课了。

我一开始就在北京四处乱窜，逛逛公园，当年来这也没逛过。

还是无聊，我哥也觉得我无聊，就说，你去听听课玩吧，我就跟着学生去听课了。

我至今记得很清楚，C楼114，电影学院最大的阶梯教室，我就坐在最左边过道的第四排。

电影学院蹭课我听了第一堂课，大师研究，研究李安，拉的片子是《喜宴》，她的PPT上是机位图，讲解电影里一家人吃饭的戏。

我什么都没带，就在那坐着听，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回想起来也不知道，就感觉自己当时越来越全神贯注，除了电影，没有任何东西干扰到我。

就这么听着听着，下课了！

我竟然听进去一堂北京电影学院的课！

你说我都听懂了吗，也没有，但就是能记住老师讲了什么。

讲电影，放电影，真爽，真好啊！

从那一天开始，我每天都去听课，那时候管的不严，好多课都可以蹭。

但如果我长时间在保安队住着却不上班，会被人说闲话。

而且我哥后来也不当队长了，他想好好的上课，不想管这些事。

如果还想继续在这听，我就要当保安。

我就去这家保安公司入职了，签合同上班。

然后我就开始上课了，头一年是2011年，有课就上，能听的课全听，不管听不听得懂。

电影学院保安有两个特别好的职位，一个是监控室，还有一个夜班巡逻队，晚上拿着对讲机在学校里面窜，因为这两个岗位不太影响白天上课，所以竞争比较激烈。

每晚10点集合其实电影学院也没发生过什么大事，就是偷盗自行车特别多，丢了我就去查监控，把这个人找出来，报个警。

还有一次某知名导演的女儿的车牌找不到了，被人撬走了，我就帮她查，结果是他们班的学生恶搞她，开个玩笑，她后来知道是谁，也没再追究。

在北电当保安，还能近距离和导演接触，有一年吕克·贝松来电影学院，我就是“保镖”，护送他一路，还有米哈尔科夫也是我贴身保护。

因为我从小自卑，到了北电更自卑，内心是特别不想让周围上课的学生知道我的工作。

观摩毕联作业当我听说电影学院有个继教学院可以考专升本的时候，刚过完年，我就马上开始备考。

第二年我就考上了导演剧作方向，我还记得专业课面试时，文学系的孟中老师面试我们，他说你现在工作是什么？

我说我在当保安。

他说你当保安做什么呢？

我说我现在在监控室这个岗位。

他又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觉得监控室有什么特别之处？

我就从我的角度分析监控的视角以及空间的关系，我举了个例子，我喜欢听徐浩峰老师的课，我知道徐老师每天几点到学校，在监视器面前，我就从大门开始看他，从大门走到下一个路口，到C楼门口了，接着走到114，我会这样一直跟着他。

因为摄像头的角度不一样，有的是固定的，有的可以摇，我就说了我的想法。

孟中老师觉得挺好的，我这就过了，录取了。

后来拍《最后的告别》，里面监控室的元素就是我做北电保安的体验。

值班上了专升本，因为继教学院它是两年半，非全日制，所以我是寒假入学。

但对我来说已经意义不大了，因为学校的课我基本都上过了。

可是保安的工作还得继续干，不然我没有生活费啊，那时候一个月1500元，管吃住，在2012年这可不低了，他们有的人最早来的时候才800元一个月。

我是完全被电影迷住了，每天看电影看书，认知不同的体系，认知世界，早就忘了《杀破狼》。

不是说《杀破狼》不好，是在那个状态下不会再看这种片子。

这么说吧，从2011年到2015年，四年的学习积攒时间，我相当于一般人的8年到10年的量。

有一个东西拯救了我的生命，什么都不重要，活着还有点意义最重要。

04.重返社会：一条叫“现实”的鳗鱼2013年的时候，我开始试着用手机拍短片，找不到演员，就找我同事王耀德，他一直在演我的片子，那时候他还有头发，演到《最后的告别》头发都秃了。

张中臣宿舍，睡在导演对面的王耀德我拍的第一个短片叫《新闻》，豆瓣有词条，我的词条还是《天坑人家》导演姚祖彪帮我建的。

故事很简单，就是那年上海元旦外滩踩踏事件。

《新闻》海报那件事对我刺激特别大，这么惨痛，但天上还放着烟花，我觉得这个世界被割裂了。

然后我找了很多新闻素材，再把原子弹第一次爆炸的画面拼贴在一起，加上踩踏事件本身的新闻，交叉起来，结尾落在电影学院保安宿舍二号公寓的宿舍，王耀德站在窗口，镜头缓缓拉开，一座大楼把他包裹着，外面一群人还在开心的欢呼，“新年快乐Happy new year”，结束。

拍短片作业时的“对赌协议”到了2015年毕业前，已经有人找我剪辑。

学校有一个机房，会有老师讲剪辑的基础操作，我就在那里学。

最主要我拍短片的时候，我也找不到别人剪，只能自己剪，我自己剪我还没有电脑，我还要借，那时候买不起苹果啊。

后来有些人听说我会剪，就找我。

其实都是学生的短片，还有一些特别简单得采访之类的，正反打而已。

慢慢我就喜欢上剪辑，特别喜欢，大家也都认我。

第一次剪辑学生作业现在问我学校短片拍得好的，反倒是沙漠有一个短片叫《黑鱼》，祖峰演的，有点像今村昌平的《鳗鱼》，讲的是一个从看守所里面放出来的人去寻找一个人。

有一个镜头，结尾时祖峰带着女孩骑摩托车，那个感觉还挺好。

快毕业的时候，我意识到北电是我的一个安乐窝，是我们几个人的小乌托邦，但2015年那个过年的冬天经历了一些事，我发生了一些转变。

就在刚刚过完春节，我正动身回北京，当时我哥有一个朋友，他是一家人开车回北京，我妈不想让我买火车票，她让我跟着人家的车来北京。

但我不想，跟他们又不是很熟，我特别不喜欢膈应的感觉。

最后这段路程就特别有意思，他们路上会遇到很多亲戚，会去亲戚家串门，就带着我一个外人，一起串门。

他们招呼我，我就很难受，结果从我家到北京停停歇歇开了将近30多个小时，原本几个小时就能到。

我回到北电后，就在想这一路发生的事情——我真的要去社会了，不能再在这里待了。

后来一个机缘巧合下，我参与了一部彭发监制的电影叫《虐杀12小时》，那部戏缺剪辑师。

我以为招的是剪辑助理，就报了一个助理的价， 没想到到了现场，就我一个人剪。

我这是第一次剪剧情长片，彭发导演看了我剪的戏，觉得可以，那就咱们一起做定剪。

其实我之前对彭导不太了解，后来知道他以前是“亚洲第一剪”，剪《风云雄霸天下》《无间道》什么的。

我以前就对自己说过，剪足够多的片子，不管是烂片还是好片，就可以拍自己的电影。

真的，我一开始就是不停地剪，剪了20多部长片。

因为我很清楚，我是什么都没有的人，我没有退路，我只能先保自己的饭碗，有的人可以在家待着写一年剧本，我不行的。

但在空余的时间，我还不能因为我剪的这些东西而被干扰到，我还要积累自己。

所以我至今每天要坚持看一部电影，不要偏离自己喜欢的电影。

05.扪心自问：影像，盘问孤独的吐真剂现在回看，我最要感谢的是彭发导演。

他那时候问我，平时有工作吗？

我说没有，他说你以后跟我剪片。

2016年，我剪了他的院线电影，也是我剪的第一部院线电影《会痛的17岁》。

我最近剪的是一部钟汉良和吴镇宇的片子叫《宿敌》，讲澳门的，警匪动作片。

到了2018年，我决定放下所有的工作，不再接活，全身心的做《最后的告别》。

我到了表达自己，认知自己的时刻。

我当时好多年没有回老家了，一到老家，一看到那里的人，我就受不了，就想哭。

就是，你觉得他们有可悲的地方，但他们又活得特别有生命力！

你爱他们，又恨他们，就这种很矛盾的感受特别撕扯我。

所以我的第一部电影，一定是童年记忆以及相关村子里那些人的精神的变迁。

这就又说回我们这一批北电保安队，我们可以说是北电史上最早的，最热情的，也是最真诚的一批爱电影的保安。

我们很清楚，因为最初刚弄剧本的时候，我这几个朋友连本子都没有看就说弄，你拿几万块钱，我拿几万块钱，凑了几十万前期拍摄费用，创投都不走，就这么拍了。

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知道我们以后会做什么。

我不知道你看《最后的告别》是不是有点割裂感，但这个割裂感是统一的，看这个片子里每个镜头怎么会跳到那么一个镜头上。

我的摄影就是彭发导演团队的张瑞赓，一开始我们在一些布光的问题上也有一些矛盾，但拍到中后期，他嗨死了，杀青了都不想走，他摄影天赋很好。

彭发导演看完后说，他知道我有东西在片子里，这种东西，就是他三十岁左右拍《无声火》的那种劲。

他记得那个劲。

拍完这个电影，其实关于痛苦记忆的那道坎并没有过去，但我找到了和过去交流的唯一的办法，就是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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