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个将军来压寨

每个人都看完所有字幕才走的。

剧情很好，含义不错。

演员也演得好，剪辑和音效也好。

音效嘛，就是包括让观众感受到聋人和戴人工耳蜗的感觉，然后配乐也好，陈蕾唱的歌。

钟雪莹很合适这个角色，游学修演得不错，有两个小男孩演得很好。

不过剧情里的冲突在现实中可能没那么夸张，一开始会觉得有点怪。

点映从12号开始一直是全场爆满，不停的临时加映到今天，提前两天才抢到票，导演在映后交流环节说今天应该是最后一次加场。

出场后发现很多观众都是残障人士，不仅仅是听障，还有拄双拐的，竟也愿意再次排队只为和导演合影。

映后很多聋人用手语欢乐的讨论剧情，其中有一位头发几乎全白的老人，可以确定她没有佩戴助听器或人工耳蜗，我很好奇她是怎么“听”完全场的，原来是读唇语。

于是回忆才发觉整部影片所有角色讲对白时的镜头，演员都是正面向观众，景别都是近景或特写，以方便聋人观众读唇，而作为“听人”观众的我居然全程也并没有觉得刻意或突兀，要在事后才能察觉，导演也算煞费苦心。

毕竟谁都没法保证下一秒自己会不会就意外变成一个不再normal的“不符合标准的人”，所以在一个平均底线够高的社会环境才会有这样平等的进电影院的机会吧。

于是又想起前段时间盲人脱口秀演员吐槽的不锈钢盲道和深圳装了又拆的事，其实不锈钢做盲道材料坚固耐磨，防滑问题只要稍微诚意用心设计也就不是问题了。

好流畅的故事，好真诚地讲述。

钟雪莹完全模仿出戴人工耳蜗的听障人士说话时的发音，这点真的好叻！

影后提名实至名归。

其实生活中对于残障人士也常常只看到他们所获得的福利，很少换位思考这其中的不便，像电影所表达的，正常人，其实也在一个很高的高度，对很多人来讲是很难达到的。

其实香港也是个有温度的城市，嘟嘟嘟的声音以前总是催得我心急，觉得香港节奏也太快了，但是这是在帮助视障人士，其实也算误解来着。

导演说原名叫85分贝，其实是一个蛮冰冷的数字来着，参考到了手语指导海鸥的意见，其实聋人都是通过“看”的方式来帮助表达，而片名“看我今天怎么说”则是从素恩的角度。

有观众提问怎么找到的两位小演员，导演说童年子信的演员打手语实在是太吸引人了，真的很想用这位小演员所以把故事背景改成小学了哈哈。

如果还有人想扣什么政治帽子的只能说是完全没有认真看电影，忽视了剧组以及听障人士的努力了

看到不少短评诟病这部片子落足在爱情上，把一个很好的故事俗套化了。

但我不以为然。

这部片子的爱情部分反而带给我很多深思。

爱情是构成人类情感很重要的一部分，与心灵成长密不可分。

剧情前期alan的大量投入、示好付出，带给观众alan和素恩是官配的信念。

而恰恰是素恩的不接受、不愿意构成了戏剧的张力。

与子信的逐渐深入接触，让素恩意识到聋人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

子信代表了她所向往的“做真实聋人”的自我状态，因此她无可避免地被子信吸引。

喜欢上游泳，喜欢上手语，喜欢上子信，是互为因果的状态。

正如片尾曲歌词一样，“whatif 悸动 教我跳进自由”。

爱情或许是引子，但素恩不是依附于男性，依附于爱情的角色。

尽管片中子信不答应再教她手语，尽管外界包括alan在阻挠她学手语，她仍然坚持地学手语，坚持地游泳，并不理会外界。

电影剧本非常好地呈现出这些行为是她内心转变、勇敢追梦做自己的体现，而不是恋爱脑上头倒追男生的行为。

我赞同子信和素恩的爱情设计，因为这种爱情给彼此带来全新体验，彼此实现更真实的自我，成就更高的心灵层次。

相比之下，我觉得alan和素恩的爱情有黑暗之处。

也许alan对素恩的示好追求，只是对自我投影的一种自恋。

两个人同为人工耳蜗大使，看上去金童玉女一对，如果素恩愿意，那么alan和她可以成为一对“神仙眷侣”，很可能可以经营一段健全人都羡慕的模范婚姻。

alan这个角色一直都阳光待人，但有一个重大的爆发点是得知素恩不愿意做手术的时刻。

那场冲突戏两个角色都非常精彩，但为什么alan接受子信打手语过一生却难以接受素恩的选择，也许正因为他难以接受素恩的“放弃”。

也许他的梦想正是与正常人媲美甚至更好。

素恩拒绝他，其实是在拒绝一种生活。

拒绝再与正常人比下去。

“what if 你会放我去做梦吗”。

alan对素恩真正的爱，不在前期的示好，而是在他愿意摘下助听器去感受素恩选择的生活。

alan角色的光辉点，也恰在他重新戴回助听器，因为这代表他自己的选择。

尽管喜欢素恩，尽管愿意感受另一种生活，却不会迷失自我，盲从素恩的选择。

本片成功之处在于人物都立住了，成熟的角色可以引发观众无限遐想，因此才能带来各种哈姆雷特化的解读。

还原率真，不怕

影片讲聋人的身份认同: 如果一个人做了人工耳蜗，能有七八成的听力，又会手语，那他/她究竟是聋人还是听人?感觉香港人更会有这种身份认同问题的敏感度。

记得有一个剧情，做了人工耳蜗的“宣传大使”在台上演讲，讲到“愿科技发展，大家都做人工耳蜗，今后再无聋人。

”底下的聋人观众愤而离去。

我一开始还不理解这句话的冒犯之处，但是后来感觉类似:“愿大家都学普通话，以后再无少数民族。

”男主角（之一）在拍完人工耳蜗宣传大使的影片之后，对女主角说:“我刚才说什么你是不是听不见? 没事，我有时候也常常听不见，只能傻笑。

”之后在听映后谈的我突然回过神来，发现自己听不懂粤语也只能傻笑。

说到这部影片真正的魅力之一，声音，影片常常在有声与无声，在正常与模糊间切换，真正“来到聋人的世界。

”助听器会放大环境中所有声音，且声音带着类似广播的噪声；女主角说话带着聋人特有的扭曲；角色打手语交流得看字幕；摘下助听器的部分世界一片安静。

所以这部影片正常的台词很少，大部分都是看字幕。

不得不说的是影片把手语拍得很好，从“很有feel”到“欢迎来到手语的世界”都很有意思，在天台上看底下小小的“行人”和“行车”更是很美。

这并不是一部悲痛的影片，相反其中有不少幽默的片段，放映的过程中常有笑声。

主演的演技都很好，聋人是真的聋人演员，在映后谈还为演员准备了手语翻译。

聋人演员说在香港听障人士中心（好像是这个名），排队取号旁边写着标语:“请留心听号码”，有点黑色幽默了。

好莱坞前几年还拍了部奥斯卡最佳影片《健听女孩》，我感觉在声音的运用上还不如这部片，但是总体上成熟得多。

例如这部片观感上还不那么统一，白天就一副缺乏饱和度的滤镜，其他时候滤镜又变了，有些镜头缺少沉浸感。

直至影片开始之前，我都不知道原来是否使用手语交流在听障人士之间也是存在着争议的，这关乎于他们如何融入社会和别人交流、如何在聋人群体内部交流。

电影没有从同情可怜的角度来展示聋人的生活的不便，不卖惨博同情，而是深入聋人群体，用平视的眼光来展示他们如何努力地通过各自的方式来融入社会实现自身价值。

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与听人交流的场景、遇到的各种不便，对于普通观众其实是难以理解的，这部电影巧妙地利用音响效果让观众以第一人称听觉来感受这种体验，因此很容易就能代入角色，体会他们遇到的各种难处，以及作出不同选择的原因。

也正是如此，这是一部极其推荐进电影院感受的电影，音效体验对这部电影来说太重要了。

作为一部小成本本地制作，年轻演员们的表演完全撑得住场，之前在金马奖上两位主角钟雪莹游学修的表演就已经得到充分肯定，更让我惊讶的是，直至在映后分享我才得知男配角吴祉昊本身就是一位听障人士，衷心充满敬佩，同时也体现出这部电影不通过卖惨博同情来吸引观众。

两位小朋友演员更是绝对的精华，演得太灵动有趣了，而且和长大后的表演之间衔接十分自然，完全演出了同一个人的感觉。

影片的其中一条主线是跟着女主学习手语。

十分喜欢他们在吵杂的大排档摘下助听器学习手语的那一幕戏，因为它让我体会到了，只要真的用心去交流去尝试读懂对方，即便没有任何手语基础，也不需要翻译就能读懂对方的意思。

手语和口语都能跨越这种障碍，更何况能好好交流的我们呢？

最后的最后，我想问导演，为什么你的电影里每次都是游学修的角色抱得美人归？

香港导演黄修平的《看我今天怎么说》是一部罕见的聋人题材电影，但它并未落入传统弱势群体叙事的窠臼，而是聚焦于身份认同、文化冲突与社会定义的权力博弈。

影片通过三位聋人青年的故事，探讨了手语文化与人工耳蜗技术之间的尖锐对立，并由此延伸至更广泛的社会议题——谁有权定义“正常”？

聋人是否必须迎合主流社会的标准才能获得尊重？

这些问题不仅关乎听障群体，更折射出香港社会中边缘人群的普遍困境。

身份认同的撕裂：手语 vs 人工耳蜗影片的核心冲突在于聋人群体内部的分歧——一方坚持手语作为母语的文化传承，另一方则选择人工耳蜗以融入主流社会。

这一矛盾并非简单的技术选择，而是关乎自我认同与社会接纳的深刻命题。

导演黄修平通过角色塑造展现了两种立场的合理性：子信（游学修饰）来自聋人家庭，视手语为身份象征，拒绝“修复”听力；而素恩（钟雪莹饰）自幼佩戴人工耳蜗，努力适应“听人”世界，却仍因口音被排斥。

这种对立不仅存在于电影中，现实中的聋人群体同样面临类似争议。

影片借角色之口质问：“为什么‘正常’必须由听得见的人来定义？

”这一发问直指社会对“残疾”的建构性定义——聋人并非“残缺”，而是拥有独特文化的群体。

电影通过这一议题，巧妙地将个人困境上升至社会批判，甚至隐约触及香港本地的身份政治隐喻。

方法派演技的极致呈现钟雪莹凭借本片斩获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其表演堪称教科书级别。

她不仅精准模仿了佩戴人工耳蜗者的发音特点，更展现了角色在两种文化夹缝中的挣扎——当她开始学习手语后，口语能力退化，这一细节被细腻呈现，使观众能切身感受她的身份焦虑。

游学修同样贡献了职业生涯最佳表演，他通过肢体语言和眼神传递聋人角色的内心世界，而非依赖台词，这种表演方式极具挑战性，却成就了角色的深度。

更值得称道的是，影片大量启用真实聋人演员，如饰演 Alan 的吴祉昊，其自然流露的表演让观众几乎忘记他是素人。

这种选角策略不仅增强了电影的真实性，也体现了导演对聋人群体的尊重——他们并非被“代言”，而是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

三角恋的冗余与节奏失衡尽管影片的前半段节奏紧凑、议题深刻，但后半段却因三角恋情节的引入而略显拖沓。

子信、素恩和 Alan 的情感纠绊虽然试图展现聋人青年的人际关系，但这一设计并未深化主题，反而让电影偏离了原本的社会探讨，落入俗套的青春片模式。

若能更聚焦于聋人文化的生存困境，或深入探讨人工耳蜗技术对手语文化的冲击，影片的思想深度或可更进一步。

结语：超越同情的真实关怀《看我今天怎么说》最可贵之处在于，它并未将聋人塑刻板化为需要怜悯的对象，而是赋予他们完整的个性和主体性。

影片通过精妙的音效设计（如模拟人工耳蜗的电流杂音）和镜头语言（如特写唇语以方便聋人观众），让听障群体真正成为电影的参与者，而非被观看的“他者”。

这种创作态度，使得本片不仅是香港近年难得的清流之作，更是一部具有普世价值的佳作——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平等不是强行“矫正”差异，而是尊重每一种生存方式的选择权。

《The Way We Talk》真是难得，将个体融入与身份认同处理得温情而深刻。

影片没有把健听者当作观众代理，而是让失聪者自己发声、自己争论；也不贩卖廉价的励志故事，而是用真实而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多元共融」向来不易。

三位主角分别代表着三种不同的失聪者身份：佩戴人工耳蜗、积极融入健听社会的进步主义者；捍卫手语、坚持自己独特身份的话语权实践者；以及在两者之间追寻平衡、思索身份认同、找寻真实自我的人。

影片巧妙地用潜水这一意象展现他们的抉择困境——选择使用人工耳蜗，融入健听社会，就无法潜水，等于放弃了大海；选择使用手语，则只能从事一些特殊工种，工作的场合也会受到限制。

这种困境不仅真实，而且尖锐。

健听者常常自以为是地强迫失聪者学习口语、禁用手语，以“融入主流社会”为名，剥夺少数群体的话语权。

这种傲慢和加拿大历史上强制原住民接受再教育、某国现如今禁止蒙语、维语、藏语等进入课堂别无二致。

甚至在推广人工耳蜗的活动中，也企图用字幕机取代手语翻译员，完全忽略了有人想用手语发言的需求。

在如此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之下，融入主流还是坚守自我？

三位主角给出了自己认可的答案：一位男主角借助科技帮助，几乎与健听者无异，外人已无法察觉他的失聪；另一位男主角则保持自我，用手语表达，潜水畅游海底；女主角选择了人工耳蜗，同时也学习手语，从充当吉祥物的公司离职，成为一名手语助教，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帮助更多人。

影片并没有傲慢地指摘哪种才是正确选择，而是无声却有力地尊重每一个个体的决定。

在优绩主义与精英主义横行的今天，我们更需要反思所谓的“正常”。

健全人定义下的正常就一定是真正的正常吗？

每个人是否都必须成为“正常”？

我们的努力方向，从来不是消除差异，而是让每个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表达方式和生活方式；从来不是将少数群体同化为主流，而是承认并拥抱每个人不同而珍贵的存在。

今年我在多伦多骄傲游行上，看到每个舞台都配有北美手语翻译，他们伴随着律动翻译歌词，如同舞者起舞。

在观众区最前端，有一桌失聪者用手语交流，与台上的手语翻译互动。

他们快乐而自信地用属于自己的方式享受这一切。

我想，这种美好并非仅属于一个群体，它同样存在于不同语言、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之间。

真正有力的未来，不是每个人都被同化成「主流」，而是每个人都拥有话语权，可以用自己的语言，自然而坚定地表达：“看我今天怎么说！

”#看我今天怎么说 #thewaywetalk

The Way We Talk《看我今天怎么说》是一部沉潜于听觉与沉默之间，游走在可言与不可言之界限的佳作。

这部作品以凝练的美学感知和深刻的人文关怀，捕捉了三位聋人青年在无声世界中的挣扎与追寻，将观众带入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精神领地。

鍾雪瑩电影以三位主角的平行叙事为骨架，编织出一幅既对立又交融的群像画卷。

他们的聋人身份既是命运的烙印，也是自我认同的试炼。

叶子信以手语为母语，坚守沉默的疆土，视声音为入侵；方素恩则紧抱人工耳蜗，拼命学会倾听与发声，力图穿越声音的藩篱，融入“正常”社会；吴昊伦则似乎游离于两者之间，在镜头背后捕捉无声的光影，试图用视觉填补听觉的空白。

黄修平在叙事层面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未试图将三人简单地放置在二元对立的框架内，而是通过错落的时间线与细腻的心理刻画，揭示了他们各自身份选择背后的复杂性。

影片中叶子信时常出现在海边，沉默如水的画面与他内心的激流形成强烈反差。

海浪的声音被完全屏蔽，镜头下只有水珠飞溅与海风的摇曳，仿佛整个世界都臣服于无声的秩序。

这不仅是对叶子信个人信仰的视觉化呈现，更是一种审美上的探索：在缺席中塑造存在，在静默里听见呐喊。

鍾说与此同时，方素恩的叙事线是影片的另一重声音实验。

她的人工耳蜗带来的并非清晰的世界，而是一种扭曲的、零碎的声音景观。

导演巧妙地通过声音设计，将观众带入方素恩的感官体验：电子噪音、断续的语词、模糊的旋律交织成一片令人不安的声场。

这种艺术处理不仅让观众感同身受方素恩的挣扎，更凸显了声音的主观性与不可靠性。

影片在影像风格上也极具艺术追求。

摄影机在叶子信的镜头下往往沉静克制，偏爱广角与长镜头，以捕捉他与世界保持距离的疏离感；而在方素恩的片段，镜头则更为动荡与亲密，时常伴随着快速切换与特写，将她对现实的抓取与迷失视觉化。

至于吴昊伦的段落，则如同一部平静的诗篇，以光影明灭的交错，展示他在现实与内心之间搭建的桥梁。

Chung Said更为深刻的是，《看我今天怎么说》在主题探讨上的超越性。

影片不仅是一部关于聋人群体的社会写实作品，更是一场关于语、身份与沟通的哲学沉思。

在这部作品中，“说话”不仅是一种交流方式，更是一种自我证明的仪式。

叶子信拒绝发声，是对主流社会话语权的反抗；方素恩努力言说，则是她对身份危机的挣扎与自救；而吴昊伦的摄影机，则成为第三种“语言”，以影像诉诸不可言说的真理。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的标题《看我今天怎么说》（The Way We Talk）本身便蕴含着丰富的解读空间。

表面上，这是关于语言方式的直接陈述，但细究之下，它是一种挑衅与反思并存的表达：当“说”被局限在传统语音的范畴时，是否忽略了其他沟通方式的存在？

正如叶子信的手语、方素恩的人工耳蜗以及吴昊伦的镜头，每一种媒介都是一种“说话”的方式，都是在静默中建构意义的努力。

导演黄修平在此发出对整个社会的提问：当我们习惯以声音定义沟通与理解时，是否忽略了沉默中同样汹涌的表达？

本来并没有打算写这部电影的影评，直到今天偶然翻看前几年的金像奖获奖名单，又看到了它——一部给我留下极深印象的作品。

影片至今尚未在大陆公映，我能看到它纯属巧合：那次在澳大利亚出差，正好在一家华语电影院看到它有排片，时间合适便买了票，结果收获了意外的惊喜。

对我而言，这大概是近几年香港电影带给我最大惊喜的一部作品，毫不犹豫奉上五星好评。

影片在第4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上获得了七项提名，却最终颗粒无收，实在遗憾。

尤其是最佳女主角——虽然卫诗雅在《破·地狱》中的表现同样出色，但钟雪莹在本片的发挥丝毫不逊色，而且表演空间更为宽广。

黄修平导演大胆起用多位素人演员，包括男主之一吴祉昊几乎没有表演经验，但最终呈现出的效果非常自然。

影片的音效设计同样令人惊喜。

就个人观点而言，这部电影至少该收获一个最佳女主角奖和一个最佳音响奖。

影片或许带有某种对当下香港人心理认同的隐喻，但作为非香港人，我对此的共鸣并不深，因此不多赘述。

即便只看表层故事，它也足够完整和动人——聚焦于聋人的身份认同与社会定位。

很多听人难以想象的困境，被导演用极具具象化的方式呈现出来。

在此之前，我曾以为佩戴人工耳蜗等辅助设备的听障人士，至少能较为顺畅地融入社会。

但通过影片的音效与情节，我才意识到，这条路依然布满听人难以察觉的障碍。

更难得的是，影片视线深入到听障群体内部，呈现了人工耳蜗使用者与坚持手语者之间的分歧、误解甚至鄙视链。

钟雪莹的表演几乎是全片的灵魂。

她精准演绎了佩戴人工耳蜗的聋人说话状态，还细致展现了在学习手语后口语能力略有退化的微妙变化。

这种层次感的呈现，一定来自长期刻苦的训练与准备。

她在交流中始终凝视对方的唇形，既符合人物的生理反应，也传达出角色在沟通中那份专注与渴望，这样的细节足以让观众与她共情。

正如另一部影片《不说话的爱》中所呈现的那样，她的笑容始终挂在脸上，而笑容的变化又极具层次感——或礼貌、或真心、或尴尬，只有在家里或者最后面对叶子信时才会在不想笑时卸下这层伪装。

有评论讨论女主在感情线上的选择：游学修饰演的叶子信看似付出更多，但女主最终选择了吴祉昊饰演的Alan。

从影片意义来看，爱情是情感链接的一种象征，这一选择其实意味着女主站在了Alan所代表的“使用手语的聋人一侧”。

故事层面上，Alan让她明白，即便不去融入、不去接受听人带着优越感的善意施舍，也同样可以活得很好。

他让她无需再戴着微笑的面具融入群体，而是以真实的自己去生活、去获得生命的活力。

最打动我的，并不是影片是否提供了所谓“正确答案”，而是它真诚地把问题摆在观众面前，让我们看到——在现实里，不同的选择都各有价值。

无论是为了靠近主流而植入人工耳蜗，还是坚定守护手语与其文化，本质上都是与世界并肩前行的方式。

不“standard”的人，也可以挺起胸膛，活得精彩。

虽然影片仍在长线放映中，没有正版线上资源，看起来也难有机会引进大陆公映，但我仍衷心推荐：等它线上上映时，一定要去看一看这部“不 standard”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