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的荔枝

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刻？

平时兢兢业业上班，就因无法脱身之事请了半天假，一个会议没参加，就被塞一个谁都不愿意接的任务。

领导笑眯眯，拍着你的肩说 “这是我对你的偏袒和照顾，我相信你的能力”，其实只是完成了个人风险和责任丝滑转移。

当李善德发现，“荔枝煎”的任务变成“荔枝鲜”，挑战不可能的任务—要把岭南的新鲜荔枝送到五千里外的长安，大概就是这种窒息感。

从突然被塞任务到无人兜底的绝境，对应现代职场中 “临时接锅” “孤军奋战”的荒诞感。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这是如此相似的职业困境。

李善德的职场遭遇，像一面镜子照出每个打工人的日常。

先是背锅式接活。

长漂十五年，终于落户安家，贷款买了房，只求在体制内安安稳稳上个班，妻女陪伴，一生平淡如常。

没想到，锅从天上来，既然左右都是个死，那就作死了干。

后又陷入“资源困局”。

他拿着 “荔枝使” 的空衔，想要撬动岭南到长安的全流程资源，被各科室负责人以及地方官当皮球踢，老油条不留痕迹式的“懒政”行为，不拒绝，也不承接，只是互相推诿，拖延流程。

像极了手里没权、没预算，却要做出业绩的基层打工人，在推动跨部门合作时的寸步难行，是每一个打工人的日常无奈。

一个项目磨下来，产生的结果是KPI考核对人性的异化。

品品一个荔枝的背后，隐藏着的三层权力结构。

权力的顶端，是圣人不经意提起的一个小想法。

唐玄宗一句 “贵妃想吃岭南的新鲜荔枝”，无需制度论证，不必考虑成本，甚至不用顾及 “荔枝三日而色变” 的自然规律，就成为了这个国家必须执行的 “最高指令”。

权力的中层，以杨国忠、鱼内侍为代表的高层官僚，将荔枝转运视为政治工具。

他们不在乎李善德的死活，更不在乎老百姓的疾苦，只在乎能否借 “荔枝到长安” 巩固自己的权力。

权力的底层，李善德作为最大 “工具人”，利用“心算”业务优势，拆解不可能的任务。

丈量五千里路，把 “五千里长路” 拆解成 “多少里换一次马”“多少时辰换一次冰”，这种 “标准化操作手册”，是不是很熟悉，这不是打工人在项目管理时做的甘特图吗？

三层权力结构，层层压迫下来，形成了对基层工作人员个人价值的异化。

就像现代职场中被 KPI 绑架的打工人，个体价值被简化为 “任务完成度”。

当打工人天真的认为，可以用技术对抗荒诞。

这种执着，让其荒诞更富有悲剧性。

总以为‘专业能力’是职场的保命法宝，却忘了职场的规则从来不止‘技术’一条。

李善德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没被 “工具人” 的命运困死。

面对累死的驿马、被盘剥的百姓、高高在上却不近人情的指令，险中求生疲惫不堪的自己突然惊醒 ，为了这几个荔枝，牺牲那么多人的生活和生命，真的值得吗？

这一刻，这个小人物终于从 “任务执行者” 变回了 “人”。

我们为什么会共情李善德？

因为每个时代的小人物，都在经历相似的挣扎，都在为我们心中的那点“不可能”而狂奔。

既要在庞大的系统里求生存，又要努力的在生存里维系人的尊严和底线。

拒绝那份畸形的沉重，守住心里那点不肯弯腰的执拗，便是给自己的灵魂松了绑。

就像李善德最终卸下官帽，看似一无所有，反倒在烟火人间里，把日子过成了自己的模样。

这个结局，给了打工人一个出口。

也许我们偶尔推掉不合理的要求，即使会得罪人，但在深夜里，疲惫的自己，能松一口气，日子才能继续过下去。

原来对抗的尽头，从来不是非赢即输的较量，而是给 “做自己” 留一条温柔的缝隙。

《长安的荔枝》以一骑千里迢迢运抵长安的荔枝为线索，串联起一个九品小吏李善德的命运，也串出了芸芸众生的悲喜。

千年之后，马伯庸让我们“看见”了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公务员，以及他在体制洪流中的挣扎与抗争。

一个九品小吏的挣扎与抗争李善德，官场中最不被重视的统计吏。

在“大唐重文轻理”的时代，他这样擅长算计的“理科男”只配当个末流，无从施展才华。

虽有“铁饭碗”在手，却被同僚推诿、被上司漠视，每日疲于应付琐碎事宜。

若非这次“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运送鲜荔枝进宫，他的人生恐怕就这样碌碌无为地度过。

可能体制内的运作模式古已有之，让现如今的我们看到也心有戚戚焉：领导拍脑门的一句话，执行的人跑断腿，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领导只要求结果，过程你们自己想办法，毕竟“食君之禄忠君之事”；领导的随口一说，中层点赞拍马屁领命，遭殃的就是最底层。

要说社会终究还是进步了呢，这种命令放在现代，最不济也就是辞职“老子不干了”，但在唐朝，是要掉脑袋的。

不仅仅是自己的性命，很有可能累及家人。

面对部门领导的“拍脑门”决策，李善德被推到风口浪尖：若办不成，连性命都难保；即便侥幸完成，功劳也不会归他。

他身为有家有业的普通人，为了妻女、为了按揭房贷，在杜少陵的劝说下，“死马当活马医”也生出一种豪迈之感，背负起这份看似不可能达成的使命。

艰难路上的众生剪影李善德久在大唐的首都，自是没机会感受幅员辽阔的其他地区底层人民的生活。

跟随李善德一路南下岭南，我们得以窥见大唐底层百姓的日常：驿站驿卒的奔波、乡野农人的辛劳、码头工人的汗水，乃至被当作货物的奴隶。

这些人，对曾经久居长安的李善德来说，可能只是一个符号，或许根本不存在。

而这次他因为运输荔枝的使命，与这些人产生了交集，他们才被看到，他们才成为他生命之中真实的存在。

驿站父女的“被看见”是李善德赠与的一张饼；林邑奴的“被看见”是李善德亲手倒的一碗荔枝酒；峒人阿僮的“被看见”是李善德这个城人会向她请教关于荔枝的一切，与他们喝酒唱歌……

在之后，李善德所有的抉择之中，他的所有为难和不忍，几乎都是因为他曾经和这些“被看见”的人有过交集，他曾经和他们喝过酒、唱过歌、跳过舞、一同哭过笑过，有过这样的经历之后，他面对的不再是数字，而是一段段回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在荔枝运输途中，他见证了瓮中果实被摔落、被践踏的一幕幕，每一颗荔枝背后都凝聚着农人的汗水、马匹的牺牲和无数税赋之下人们的流离失所。

这些画面，深深触动了他，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普通小吏用心感受世界、同情众生的柔软与勇气。

高层的冷眼与权力的傲慢当最终寄托着无数人心血、汗水、甚至生命的几颗荔枝，被盛于一个小小的托盘之上，似是万众瞩目被献到贵妃面前，可惜，没有想象之中成为主角被品尝、被赞叹，相反，仅仅是被纤纤玉手触碰一下，随着镜头拉开便淹没在满桌的果品之中，显得那么平平无奇。

如此落差，让人产生巨大的空虚感——之前所有的撕心裂肺和惊心动魄，在这一刻化为乌有。

这样的“巨额投入”于旁观者看来毫无性价比，却又无法拒绝，更无处说理。

上层政治斗争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所带来的蝴蝶效应可以让多少人流离失所、让多少人丢掉性命？

为官者高踞九重，在他们眼中，黎民百姓不过是冰冷的符号，既不可见，亦不被承认——无关己者，犹如浮云散去。

李善德能跪在杨国忠面前几乎泣血诉说投入产出比，陈述人民被压迫的惨状，已属大不敬，换来的是实打实的当头棒喝。

他可能以为杨国忠不知道这代价，所以要陈述，要质问。

但杨国忠真的不知道这代价吗？

是不知道，还是不介意？

是不介意，还是不关心？

是不关心，还是不屑？

昔日唐太宗李世民深谙“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理，因而开创贞观盛世。

然而数代光阴流逝，至李隆基时，此古训已抛却脑后。

此次征调荔枝的劳民伤财之举，实为帝国动荡的前夜序曲；安史之乱的风声，早已在车马嘶鸣中隐隐酝酿。

权贵们所跪拜的“佛眼”高高在上，却不曾真正看见芸芸众生。

他们只对自己欲求和政绩负责，底层百姓仿佛不存在一般。

如此高低落差，正是权力结构对小人物命运的一次赤裸裸的剥夺和碾压。

你我同样渴望“被看见”透过《长安的荔枝》，我看到李善德拼命保全家人的勇气，也看到各行各业小人物的生存图景。

若当时他们被看见，命运或许截然不同；而我们今日何尝不是在为“被看见”而奔走？

孩子想用听话和优异被家长表扬；学生渴望以成绩赢得老师与名校的肯定；职场人希望以才华与创意获得上司的赏识；创业者要让品牌为世人熟知，以此确认自己的价值；夫妻之间更希望对方看到自己独特，渴望被包容，确认自己被爱。

我们渴望被看到，是因为我们渴望被尊重，被认可，被记住。

从而证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长安的荔枝》用一场荔枝的远征，揭示了芸芸众生的悲欢与抗争，也让我们反思：在体制洪流中，谁在决定我们的价值？

而我们，又如何成为自己人生主角，让世界真正“看见”自己？

千年之后，这些疑问依旧鲜活，正等待着每一个渴望被看见的人，书写答案。

电影《长安的荔枝》看过了，中国式公路片，值得一张电影票，但还可以更好。

电影的主题是讽刺朝廷腐败昏庸，男主最后冒着杀头的风险帮老百姓说话，所有情绪都到了，但是总觉得还差点意思。

其实可以把老百姓拍得再惨一些，这样才能首尾呼应，如果送荔枝的路上饥荒遍地，横尸遍野，山林间处处是劫匪强盗，男主看到了这一切一直隐忍，这样最后来到金碧辉煌的长安城，见到一个个贪图享乐的官员，电影这样收尾才有对比。

电影中百姓悲惨的情节都是几个镜头一笔带过，着重描写了研究荔枝如何保鲜的过程，偏僻岭南竟然呈现出来的效果还有点繁华，在我大脑想象中，一个即将安史之乱的唐朝，可不是这样的。

另外摄影和剪辑都有很多问题，用了好多Ai画面显得有些掉价。

电影前半部分以喜剧为主，中间开始渐入佳境。

总的来说可以买票去看，大鹏对于电影的创作思考还是挺好的，不会突然强行上价值，这是国内很多电影都不具备的。

每次看完大鹏导演的新电影，总是惊讶于他的进步之大。

电影《长安的荔枝》是他的新高度，表达商业，符合当代审美。

马伯庸的原著严谨考究、行云流水、余味悠长。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讲的就是这个故事。

小说也就七万字，篇幅适中，改编成两小时的电影是最合适的体量。

骨架既有，填充肌肉和经络还是颇考功夫。

创作者遵循小说架构去设计剧本，节奏打点精准，喜剧主要集中在前面，以轻快的笔调写沉重的主题，表面喜乐实则悲凉。

开篇即以“荔枝使”来布局，点出这场“荔枝鲜”背后的权力游戏。

随后，快速勾勒出人物形象——上林署九品监事李善德，从意气风发少年郎初入城起笔，继而铺陈长安百态和人到中年的官场浮沉，各阶段像极了职场中的我们——早高峰、喊口号、背锅、加班、被抢功，耗费半生才换来一间陋室，还得面临房贷重压。

马上就引出接下来的核心事件——掉入同僚设下的陷阱，接下了“荔枝使”这个烫手山芋，这任务也像极了职场中被强加的不切实际的绩效指标。

刘署令对李善德的威逼利诱，找替死鬼、许诺升职都是典型的职场PUA和画饼行为。

唯有家庭生活是职场外的温馨港湾，妻女的陪伴使仕途少了一点寒苦，多了一点红袖添香的浪漫温情。

听说岭南荔枝最为美味，圣人为博贵妃一笑，要派人将鲜荔枝从五千里之遥的岭南运到长安。

荔枝“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这个任务天然具备强烈戏剧性。

看似升迁美差，实则生死茫茫。

李善德的个人命运、家庭未来与任务成败直接绑定。

而破解之道，唯有依靠算学和实验不断试错，将原本的不可能一步步变成可能。

故事分阶段呈现了他所遭遇的种种挑战，这种任务驱动型叙事，让角色始终处于高压状态，观众仿佛跟他并肩同行。

小说中的许多细节有了可视化的还原，特别是双层瓮、移栽法、格眼簿子、转运舆图等，又辅以台词的解释将枯燥的数据转化为直观的视觉，保留了逻辑的严谨性。

因为李善德精于算学，数字贯穿全片，倒计时数字营造出争分夺秒的紧迫感和速度感。

李善德的理科生思维，助他一步步破解难题，展现了逻辑思维的力量。

从算房贷的数字到荔枝腐变时间，再到转运路径，还有与杨国忠对峙那场戏，是数学的纯粹理性与权力的激烈对撞。

数字不仅是情节要素，更成为衡量人性代价的标尺。

这些冷冰冰的数字背后是无数人的流血牺牲，路程、时间、成本，都在提醒人们关注宏大叙事下的个体苦难。

另一个重点是官僚体系的运作，李善德返回长安调配资源，却在官场中遭遇了连续的“踢皮球”（门前广场还真有几位官人在踢球），简直就是“官场现形记”的生动写照。

职场老登们各个推诿，活脱脱与打工人推进项目时的遭遇如出一辙，流程繁琐、部门推诿、避重就轻，好一句"和光同尘，好处均沾，花花轿子众人抬"的职场潜规则。

与杜少陵一番牢狱深谈后，李善德终于开悟了，他将转运计划全然献给杨国忠。

后者对于“流程”的论断是这么说的：“流程那种东西，是强者不必遵循的规矩。

”，这里是对小说原文“流程那种东西，是弱者才要遵循的规矩。

”的改写，虽然只是换了角度，但从杨国忠嘴里说出来更有威慑力，实为权力本质的深刻总结，揭示了弱者被规则束缚的现实。

李善德之前被流程卡死，现在又借助特权跳过流程，他拿着这块无人敢挡的牌子，被一路开绿灯，他亦有获利：房贷已清偿，同僚对他马首是瞻，那一幕颇有几分胡建林“裁员广进”的意味。

唯唯诺诺的李善德在几个关键时刻没能挺身而出——人微言轻和默许砍林，这是体制对个体价值观的异化。

当他目睹驿站内人去楼空的破败景象时，那句“即便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再次回荡耳畔，他开始觉醒了，这才有了之后对异化的反抗。

李善德、驿卒、荔枝农和林邑奴，都是体制内谨小慎微的螺丝钉，都是上层实现目标的工具，他们的奉献与牺牲被系统性地忽视，这就是牛马被资本或体制“工具化”的写照。

算学能算转运之法，也算清了杨国忠这潭浑水里的利益链条。

杨国忠所说的荔枝转运费的布资方法竟是通过强征劳役、克扣驿银来抵免税赋，它将国家的财政负担转嫁给了最无力承担的农民阶层。

李善德的斗胆对峙揭开了这盛世画皮下隐藏着的残酷现实，或许地下的腐败早就盘根错节。

那些小官踢皮球还要遮遮掩掩，右相却能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中饱私囊。

李善德为百姓发声，是他人格觉醒后的呐喊。

故事讲到这儿，早已超越了荔枝转运的故事，而指向了一个纷乱无道的社会中，众生的面相和处境。

电影美术给杨国忠所处环境的描绘很有想象力，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佛堂里抄经拜佛，佛堂中布满一圈圈佛像和供物，甚至有个他用佛眼窥伺的镜头，这种设定与他的所作所为形成天然反讽。

在古代，寺庙就是皇家的政府机构，杨国忠的几次出现都是在佛堂之中，这个角色的可怕之处，在于将宗教的力量包装成统治的权力，整个寺庙都在他的独裁之下。

他自己可能也并非真正信仰，而是修阴功来消除业障。

在冷冰冰的任务面前，人物之间的情谊尤显温暖。

杜少陵的理想主义（“何不向前拼死一搏”），与李善德务实的态度（“我今天回去就跟娘子和离”）形成对照，两人的互动反映了理想与现实是相互的。

苏谅与李善德的友情是跟利益捆绑的，却因为一句“人微言轻”，坏了友情跟利益，但在李善德一夜白头的无助时刻，友谊还是超越了利益，毕竟是“同袍”过的兄弟，能够逆水行舟，令人动容。

说句题外话，苏谅买马时之所以能与马共情，是因为那匹马是上届神驹的弟弟，也是一匹被哥哥压制的马。

李善德后来的戏言：“我也有一个压制我的哥哥”，正是他看穿了苏谅的心事，用一句轻巧的调侃道出了彼此间深藏的共鸣。

李善德和林邑奴的关系跨越阶级，体现出了人性的光辉。

让林邑奴不再是任何人的奴隶，找回了作为人的尊严。

林邑奴对“去长安”的执念，代表了一种信念。

他在最后时刻牺牲护主报一酒之恩，仍吐出这三个字，着实悲壮，也提醒着李善德不要倒在失败的地方。

阿僮和李善德只想交朋友，不讲谈生意，两人都把“家”看得最重要。

荔枝林的砍伐，不只是物理意义上的破坏，更是族群精神根脉的斩断。

阿僮对家园的守护如同李善德对家的坚持，家始终是支撑一个人持续前行的力量源泉。

家也是李善德荔枝路上难以割舍的牵挂，他以木棉花象征对家的思念，格眼簿子的终点也插着它。

所以他全力以赴，不仅是为了完成任务，更是为了能够回家。

大鹏导演在制作特辑里说过：“如果说送荔枝是他不得不做的一件大事，那么带木棉花是他真正想做的那件小事，小事比大事在他心目中还重要。

”那夜的一骑红尘，他与妻女短暂相遇，竟无暇驻足，此时布袋撕裂（前面有交代这布袋是在悬崖边被砍了一刀），火红的花瓣拖尾飘散，好似烈焰照亮整条街。

此刻无须言语，就能触达心灵，成为全片最富诗意的浪漫瞬间。

故事没有停留在“成功送达”的虚假欢呼上，而是揭示了“面子工程”背后所付出的巨大且不合理的代价，社会资源被大量动用，而实际成本却由社会底层承担。

小说中李善德与杨国忠的对峙有了最直观的呈现，李善德依旧运用算学戳破杨国忠，质问他“取之于民，用之于上”，唯唯诺诺的李善德在这里完成了自我人格的重塑，这是弱者对强者这种扭曲成功学的彻底否定。

结尾多个处理都留有余韵，没有去拍贵妃诞辰庆典的奢华，圣人与贵妃都是虚化处理的，镜头只聚焦于装盘的几颗荔枝。

在众多果盘中，它并不起眼，甚至有种受到冷落的虚无感。

这样的对比，具有高度概括性。

贵妃也只拍到她的唇，这一笑，或许是馋嘴之笑，又或是受宠幸的笑。

本片最震撼之处，就是说“一骑红尘妃子笑”这个典故，是古人编织成的红颜祸水的谎言。

杨国忠说岭南的荔枝也就那么回事，不知道是谁在圣人面前提了一句，说岭南的荔枝比蜀地的好吃。

并不是贵妃想吃，而是有人给贵妃下了这样的断语。

在古代，“红颜祸水”总是最大的政治正确，这是男权社会最隐秘的暴力之一，电影抨击了这种思想。

那只伸向盘中荔枝却又收回去的手，绝非无心插柳，恰恰让贵妃自证了清白，为历史赋予了温度。

李善德的置之死地而后生，也让人看到了由死向生的希望。

险些被杨国忠一杖打死的他，被圣人赐予的绿李换回性命。

圣人为什么送绿李？

因为李子和圣人（唐玄宗李隆基）同姓，李善德又因为一些水果而活了下来，好像是用水果（荔枝命）换了一些水果（绿李命）。

最后苏源说的人在长安的“大傻子老李”，当然是说李善德。

但作为观众的我，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同姓的圣人，毕竟那位老李最后带着贵妃跑路了。

李善德在长安的最后时刻已经看到了大唐衰微，发配岭南之后，长安进一步崩坏。

“安史之乱”的消息传来，故事完成终极反讽。

李善德拼命维护的长安盛世轰然倒塌，而他在当初被砍的岭南荔枝林中载下新苗，泥土的芬芳覆盖了长安的血腥，看似流放的他实则获得了内心平静。

狂吞荔枝，是他对长安执念的祛魅。

过去只在画中见过，护送路上珍视如宝的荔枝，如今可以自由地为己所尝。

他终于摆脱了体制的异化，回归了生活本质，找回了人的本真，对权力中心彻底决绝背弃。

这呼应了现代人对“初心”、“内卷”及“生活意义”的思考，这个角色完成了精神上的涅槃。

包括结尾处再度插入了开头那段意气风发少年郎的开场白：“我叫李善德，乃弘农郡人，自幼便立志到长安为民做官……”，同样一段戏，出来的味道已截然不同。

最后再度出现了电影片名，也与开头的片名做出区分：前面的片名“长安”二字金光闪耀，后面的片名“长安”二字是血色蔓延开来，开场白和片名都采用了首尾对仗的做法，配合着结局的落点，心境早已不复当年。

大鹏导演这次在叙事方面有了十足长进，他的电影观念也在大大进步。

片中的光影效果，是基于影片故事情绪及摄影美学来创作的。

空间和地域感也很出众，既有长安宫阙的宏伟肃穆和压抑苍凉，也有岭南荔园的繁茂葱郁和生命张力，各阶层的角色贯穿起这两极。

对唐代官制的考究，上林署、司农寺、经略府等、还有长安各坊、岭南风土的异域风情，共同营造出真实的历史氛围。

《黑悟空》作曲翟锦彦的配乐也很突出，特别是骑手与林邑奴并驰时出现的曲子，有种空灵、飘渺的意境，是气氛主导的氛围乐；陈楚生演唱的片尾曲《庙堂之外》余音绕梁，彭飞的曲和唐恬的词珠联璧合，尤其是这首词，将古风和白话结合得自然，如誓言般，像是对自己的承诺，也像是在宣告一种态度，有种“士大夫精神”。

段落间长短句交错，有朗诵感，又富音乐性，从日常叙事到胸怀天下，节奏由缓入急，再归于平淡，很有戏剧张力。

《长安的荔枝》最大价值在于，它超越了历史故事的范畴，击中了现代人在职场中的种种境遇。

让我们明白，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体制内的个体挣扎始终具有相似性。

而人性的光亮，永不熄灭。

看完《长安的荔枝》，我脑子里第一句话是：“这是一次“对不起原著，也对不起观众”的改编。

”，以下纯吐槽，请享受： 原本，这应该是一段充满张力的作品：唐代小吏，为将新鲜荔枝运至帝都长安，历尽艰险、穿越山海，最终耗尽的不只是个人体力，而是整个系统对底层人力的无声碾压。

可惜到了这部电影里，变成了另一回事——一场“喜剧导演执拗地套用自己擅长的叙事模板”，再加上现代语录、搞笑符咒、说唱配乐、段子节奏，强行讲了一个“感动自己”的故事。

关于各大角色，大鹏一出场，熟悉的节奏就回来了——眼神迷离，说话语气充满当代喜剧腔。

在他身上，你几乎感受不到“盛唐小官”的气息，他仍是那个在短视频平台上演“被命运扇耳光”的都市社畜形象。

更致命的是，这种“现代嘴脸+表演惯性”不只属于大鹏。

杨幂饰演的李善德之妻一出场便直接甩耳光，演成了都市爽剧里的“打工人老婆怒斥废柴丈夫”。

对了，很有《屌丝男士》的即视感。

正常来说，一个唐代基层官员的妻子，在家国阶级制度之下，哪怕再强势，也不会一出场就以“扇脸+训斥”式的现代情绪管理丈夫——更不该像杨幂这样带着那种精英女性表演腔调出现。

来到岭南，宋小宝的角色更像是一场“喜剧拼盘”，东北口音、巫术符咒、节奏装神弄鬼，仿佛随时能跳进《欢乐喜剧人》直播间。

肥雪呢，更是直接cosplay 起了肾虚公子身边的四大美女。

白客饰演的原著五十多岁的苏谅，为了塞入白客这个所谓的年会三人组，硬生生创造了西域神棍富二代，像误入棚拍综艺《吐槽大会·唐代版》的道具人员。

这些角色，以观众熟悉的“演法”重新上线，出戏出到天上去。

另外影片最令人不适的，是它在审美和场景构建上的彻底混乱。

岭南被拍成了一个泛西域化的街景，不是南方山区，不是稻田河道，而是“像极了横店棚拍的异域商市”。

人物造型杂糅、场景构图廉价、群众演员眼神空洞，整个环境像是为“套滤镜”而生的。

我很少吐槽BGM，但是大鹏成功做到了让我连BGM都受不了，当角色从岭南出发，背景BGM突然响起一段现代说唱。

导演可能想通过节奏和歌词制造出“艰难旅程的另类节奏”，但实际效果是观众尴尬得想按快进键。

相信我，它的问题不是风格混搭，而是混而不搭。

更离谱的，在大鹏在各大部门吃到闭门羹后，还画蛇添足的为“表现体制推诿”而设计的蹴鞠段落——各部门像小学生比赛一样踢着皮球象征“踢责任”。

大鹏或许以为这很讽刺，但它更像是“看不懂制度，就拍个动作象征”。

这是视觉化的偷懒，是把复杂问题交给“比喻动作”来替代思考。

当代段子、强行幽默、过度明喻、刻意情绪，这些都构成了影片的视觉逻辑基础——可惜这些逻辑，观众早就看腻了。

马伯庸的小说并不复杂，写的是“制度荒诞之下的个体挣扎”，而非“个体意志反制制度”的爽感。

它讲的是如何用千军万马之力运送一颗荔枝，只为讨好天子口腹，不是讲你站出来说几句话就能改变朝堂格局。

但电影最后却把故事引向了一场李善德怒斥杨国忠、然后被打、差点送命、皇帝送绿李保命的“高潮”。

这是一种非常熟悉的叙事结构， 但为什么李善德能骂杨国忠？

为什么没被当场腰斩？

为什么皇帝知道他此刻正要死，就及时送绿李来拯救？

在唐代那种阶层秩序、官场等级铁律森严的体制下，一个小吏公然斥责宰相+不当场伏诛我跟你信。

这些问题没人解释。

导演选择了最容易感动观众的一条路，却抛弃了原著对制度复杂性的表达欲。

最后他在岭南荔枝树下听到安史之乱，嚎啕大哭，还怼脸拍，把我看笑了 影片上映这几天，我看到大量影视自媒体、up主、博主、KOL同步发文力挺——有人说它“讽刺做到尺度上限”，有人说“技术有限但情感丰沛”，还有人夸它“有温度、有视角、有时代代入感”。

但影片内容并未提供这些评价的支撑点。

“讽刺”沦为搞笑动作，“技术”遮不住美术上的粗糙，“温度”变成演员眼眶发红的套路化反应。

观众当然乐意看到国产电影进步，但如果我们只能用“它努力了”来换取“它值得被夸”，那这场对电影的鼓励就变得廉价。

努力不等于完成，立意不等于成片质量。

我们依然可以鼓励大鹏继续拍电影，但不代表要对他这次的失败闭口不言。

真正的尊重，是敢于批评。

而不是，看着一颗未熟的荔枝腐烂，还要说它“甜得带着苦”。

送上票根，免得说我尬黑。

整体完成度尚可。

与剧版相比，聚焦主线，节奏紧凑，但毛病不少。

一是，除了大鹏自己演的李善德，几乎所有角色都浮皮潦草。

何启光、赵辛民一线，除了给块牌子，没有对故事产生任何影响，林雪恶狠狠地射了个靶心，结果啥事也没发生，就蹭一下不进来。

连蹭都没蹭上的就是宋小宝、付航、刘旸和那帮莫名其妙的香蕉园的人物。

喜剧圈的一帮流量全来混个脸，大鹏的面子都给足了，但消耗了大量节奏，代价就是与关键人物苏谅、阿僮、林邑奴的三条线都是流水线，没有抓人的关键性发展。

尤其是苏谅这条线，他与李善德之间的权钱交易何以转化成可贵的友谊，缺可信的铺呈。

阿僮一线，李善德就干了半天农活，她就把所有荔枝保鲜之法全盘托出，李善德对转运之法的唯一贡献就是悟出来“运树干”，给人感觉运荔枝好像不是很难。

二是，正因为前期转运之法来得过于轻松，为了体现此事之难，必须增加很多戏剧冲突，就属于“没苦硬吃”。

典型的就是三场戏：一，林雪请吃饭，李善德刀架脖子上都不愿意去，这是啥情况？

就为了拍一场马戏一样的动作戏。

不然何启光和赵辛民真没啥戏份了。

二，八个驿站逃了人，戏肉放在苏谅带船救场。

不是，你李善德火急火燎地在山路上跑，你苏谅走水路都能救驾，那干嘛不直接走水路？

为了圆这个漏洞，苏谅貌似解释了一大通，但我很认真听了也没听明白。

林邑奴跑断腿传信，为何带回来的是苏谅？

只有一个解释，剧情安排。

三，鱼朝恩安排的最后伏击战，更是为了动作而动作，而且动作编排极其技拙。

其实是可以改的。

剧情得让鱼朝恩做个恶，这个我同意，但不要安排拙劣的伏击，可以安排那八个空空的驿站。

先前有场戏是右相榨取民脂民膏，驿站百姓苦不堪言，但没说要逃。

然后是鱼朝恩与右相矛盾爆发，改写这一场，鱼朝恩对下属说“荔枝不能运来了，再添把火”，再剪驿站百姓再被鱼朝恩势力压榨一道，由此权力之争转化为压垮百姓生计的最后一根稻草，于是驿站空了，成了转运之途中最大险情。

然后林邑奴跑死了，马儿也都跑死了，不妨碍李善德最后的“一骑红尘”。

三是，喜剧成色不佳。

确实大鹏身上的标签摘不掉，喜剧类型终究要混合进去，但勾兑得很生硬，也很低级。

本片的主旨是前后割裂的，前半场是“职场牛马”，后半场是“江山社稷”，喜剧元素质量不高，导致只能加在前半场，而且加得很浅薄——领导画大饼就拍个啃大饼，衙门踢皮球就拍个踢蹴鞠，这是小学一年级的“看图猜成语”，卓别林时代的喜剧技巧都要高明很多。

加上各种莫名奇妙的网络流行语的乱入，不断消解了前期李善德接下“死差”的绝望感。

一边是大号字幕写着“离庆典还有多少天”，一边是大鹏与白客挂满算命符行走街巷，这种油腻的安排相互冲突，让观众找不到合适的心情去期待后续的剧情。

四是，一些电影手法实在让人受不了。

大全景的航拍，中间非要来个加速，毕志飞点了赞；大鹏与白客挂满算命符并排行走街巷（没错我就要吐槽两次），陈思诚点了赞；然后是木棉花的特效，好家伙，都能铺满长安城了，这CG感，艾莎女王点了赞，我都想唱《SHOW YOURSELF》。

不知为什么要这样拍这样剪，观众的审美已经越来越高了，别期望我们在这种镜头前鼓掌。

目前看，专业影评圈对大鹏一片赞誉。

看来大鹏人缘不错。

————————2025.7.20补充回应——————1.有友邻好心给我解释苏谅最后救场的剧情安排是怎么回事，统一谢谢。

也有人讽刺说我电影都没看明白还搞批评，我就笑了。

这一段的问题之关键，不在剧情内苏谅救场的合理性是否表达清楚，而是在剧情外苏谅救场这个设计是否合理。

到了最后运输这一段，对李善德来说，心理基调是凌冽严峻的，因为李善德此时生理上到达体能极限，心理上背负的是“众叛亲离”的债，时间紧迫，生死攸关，弦是紧绷的。

他是内心良善的小吏，此时负了苏谅，负了阿僮，这是戏的力量所在，所有剧情安排理应往加重他心理负能量的方向使劲。

在这个阶段，小说也好，剧版也好，苏谅都已经离开主线，因为提供负能量的功能已经完成。

但电影版的这时，苏谅犹如救世主一般出现，之前积累的那一点负面情绪消融了。

友谊万岁！

我原谅你了！

我要走自己的道！

你最终还是得靠我！

他越是慷慨激昂，越是在把情绪节奏往相反方向拉。

苏谅长篇累牍地解释一段，就是在找补。

电影节奏快，台词这东西，写的时候应该尽量避免长长的一段，如果非要写得很长很绕，也必须是推动主要矛盾的关键信息（况且哪怕是这样都是很差劲的台本）。

但是苏谅这段又长又臭的台词，就是在为自己的出现找补，无关剧情，只是在补逻辑，为的就是这一段廉价的、错误的慷慨激昂。

2.我一般没兴致也没时间写长篇。

推动我写的动力，一般就是一种逆反——当市场营销往一个方向点火（不管是吹捧某作还是贬低某作），而我个人观影感受却与之相背离时，我实在无法忍受这种睁眼说瞎话，就会写一篇长评论吐吐槽。

近年来，我吐槽国外电影的多，批评国内的少，呵护国内为主。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观众不配看到更好的国产电影。

我最愿意看到国产电影崛起，但应该是真正的崛起，而不是捧杀。

电影版《长安的荔枝》整体完成度是不错的，尤其我特别认可最后荔枝送上桌的这一段（这段确实拍得好）。

但上映之前，很多营销号都吹得太过了，调门起得太高，接不住。

这对电影圈不是好事。

大鹏身为导演，才华横溢，我说的电影里毛病，他不可能不知道，但还是这么拍，就是为了迎合制作方所理解的市场需求所做的妥协。

我希望这些批评不管有没有道理，能帮助国内电影人多一些创作上的坚持。

影市低迷，但不能捧杀，这个市场呼唤更好的电影，也值得更好的电影。

如果能多一点坚持，本片肯定能更上一层楼。

电影拍出来了，就会永远留在历史中，供后人评说。

编剧导演写着大鹏名字呢。

“骨肉恩岂断，男儿死无时。

”在小说《长安的荔枝》中，李善德接到“荔枝鲜”这个任务之后万念俱灰，整个人都是要死了的节奏。

他的两个朋友，韩十四劝他赶紧离婚，以保妻女；而理想主义者杜甫杜少陵则开导对方，并搬出了当年自己落魄并崛起的故事——

有道是车到山前自有路，你最好去岭南先看看再说，并用自己《前出塞》其二中的诗句激励对方。

以长安为中心，士兵出塞，是朝西北方向；荔枝转运，是往东南，两个方向背道而驰，任务也完全不一样，但所承担的属性是差不多的，都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征途。

李善德，就这样踏上了一条看不见硝烟但处处弥漫血雨腥风的“征途”。

文字，能赋予读者想象力的空间，去感受角色的心境；而影视作品，可以跟随着创作者的影像，从视觉上直观感受角色的状态。

想象力与视觉化，二者目标一致但达到率不同，就看你喜欢哪种了。

个人还是偏重于文字表达，但也并没有否认电影所带来的感受。

因为电影版《长安的荔枝》，作为阅读了多遍原著的俺来说，是比较满意的。

可以说做到了还原了原著的精髓，且有着自我表达。

这篇文章应该不算纯影评，更像个观后感。

这个项目俺相对比较熟悉，一直想着写点东西，也就借看完电影后这个机会，抒发下情感吧。

故事性与蒙太奇的捏合《长安的荔枝》拍得比较合理，用一句比较过时且被我朋友吐槽过的话来形容，就是“完成度很高”。

从小说到电影，乃是非常典型的单线程+限时任务类故事。

开场阶段，面对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本片中这样的荔枝任务，荔枝是“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想要保鲜送回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整个故事也是围绕这个绝对意义上的“送命题”才能展开。

如此做任务线，从前半段筹备、到开始打副本、堆叠新难题的故事模式，小弟给其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夺宝模式”。

试想一下，那些神偷、侠盗类电影，包括《碟中谍》系列。

开场就设一个戒备森严、几乎无法拿到的目标，从而引发各路高手汇聚一堂，不正是这样嘛？

马伯庸是比较喜欢看电影的，他肯定熟悉这类剧作构型，所以才写下了《长安十二时辰》《两京十五日》乃至《长安的荔枝》这类难题+限时任务类的故事。

这类故事，看过的朋友是有体感的，最忌讳的就是节奏慢，拖泥带水。

你都要掉脑袋了，还有功夫搞别的？

一定要拍出做任务的紧迫感、新副本出现，主角面对任务内容变化后所产生的心态更迭，一蹴而就，这才对。

所以，电影在还原小说的基础上，在节奏方面的把控是OK的，就是专注单一任务，从被迫接任务，到想方设法验算达成目标，随后操作过程中产生新的阻力，让任务和主角内心都产生了变化……

不过《长安的荔枝》还是有自己的特色的，也跟原著有关——荔枝转运，达成期限是四个月，横跨大江南北，物理意义上的“漫长限时任务”。

电影也没有陷入那种皇上不急太监急的“假揪心”模式。

有俩值得注意的地方。

★其一李善德的人设。

很多表现绝境任务的电影要么角色的苦大仇深要么呈现其洒脱的一面，极大展现了人类面对困境如何渡难关的种种态度。

但李善德这个人，老实巴交且沉得住气，通俗点说就是“不懂变通”。

用杨国忠的话形容，“难怪在九品蹉跎了二十多年”。

苏谅为了通行符牒给李善德开价，在对方报价基础上加了三成，一共一千贯，可李善德非说“加三成，是九百九十六贯”，这个人到头来也是个996。

如此个性，开场就表示豁出去了，横竖都是死，只因自己的妻女，在舍不得离婚的情况下，为了她们能活，自己也要“向死而生”。

一边努力对抗各种问题，一边还能喋喋不休地自嘲，这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个性，真的可以把死局搅和成出活路，也为随后的故事埋下伏笔。

★其二朝堂与民间的对比。

长安与岭南，上林署监事与荔枝使，从色调到角色状态乃至氛围渲染对照都非常明显。

是为了让故事没有进入到求生栏目的设定，同时在在“任务”环节，迂回性也很大——从朝堂上的处处碰壁，到民间处处碰（有目的）贵人相助；从同事们对他漠不关心，到朋友们给了他充裕的物资支持；当万念俱灰时苏谅出现，让李善德重燃希望；当荔枝转运初见成功时，岭南和长安庙堂又处处使拌……两种场景不同境遇的对比，将本片带离单一的数学任务活动，从而引入“人间”的气息，这就是鲜活的人间百态，造成大量的戏剧效果，并点缀些许喜剧元素。

电影的故事平铺直述，但段落之间和两种人生之间的呼应显得比较可观。

而主角在做任务时，编剧不但给角色的任务设定了大量阻力，且在“闯关”过程中，角色也经历了绝望、躺平、希望、再度绝望、重燃希望、最后失望的多种情绪反复，让角色和故事尽量饱满。

电影叙事并不复杂，把原著不长的故事尽量还原，拍得干净利落，荔枝任务做实验的蒙太奇视觉，李善德逃避追杀的场景，故事性和蒙太奇艺术下所表现出来的故事张力，能让原本的叙事变得跌宕。

直到结尾那一刻，仅剩下“区区一骑、一坛”的荔枝使，在长安城空旷的主干道上飞驰，身后的红色木棉花浪漫飘舞，所谓“一骑红尘”。

一个从九品小吏这一刻就像独闯江湖的菜鸟，经历短短4个月的历练，须发皆白，已然成长为一个闯过龙潭虎穴的大侠。

电影最后阶段的情感很饱满，因为之前为角色赋予情绪上的累加逐步递进，到最后集中爆发。

荔枝转运，最终还让主角真正的“转运”。

饱满的情绪和视觉层面的效果，以及最终电影呈现出来的现实关怀主题，完成感官与感受上的共情效果。

一事功成万头秃《长安的荔枝》本质上是一部惊心动魄、饱含意味的“唐代职场社畜幸存者指南”，用略显现代的视角呈现“大唐快递小哥生鲜配送”的难题。

从小说到电影，俺个人的感受，也是跟很多观众一致，就是能在李善德这个唐代牛马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在算计和算账之间选择算命，在上班和上进之间选择上香……

而电影俺感受要更强烈一些的，这是个人原因。

作为影视行业的从业者，电影版《长安的荔枝》当初俺还真接触过，就是俺上一家公司的项目。

时间是在2022年末，电影项目要首次官宣，那时候俞敏洪和董宇辉还没有分家，作者马伯庸在做客直播间推荐小说的时候，亲自说出《长安的荔枝》要拍电影版，顺势曝光由黄海设计的首款概念海报。

而我们都在忙另一个即将公映的电影，甲方让我们“顺手”把这个也做了。

但大家都没时间（那个片子进入映前倒计时了，公司上下忙得要死），就把这个差事扔给我了……为什么给我？

可能上司看我闲（不顺眼）呗。

我两眼一抹黑，一没看过小说，二不太清楚这种直播策划该怎么弄，以前没接触过。

麻蛋第二天就要直播了，我这啥也没有不说，前后就我一个光杆司令！

先买小说看？

这倒不用，人家甲方爸爸从直播要卖的书中给我抽了一本，还不错，利用“职务之便”得了本亲王的亲签原著。

随即连夜读小说+搞直播策划，所幸原著不长，而看小说的过程中，我就感觉自己跟这个李善德简直太像了，真是莫名其妙一个急活儿就扣我头上了。

那天我折腾一通宵+第二天忙直播等后续工作。

我比李善德幸运一些，活动完成的比较顺利，就是累点，该片的首个新闻稿也是我写的。

算了一下，从接到任务到彻底完成，我差不多30+小时没合眼。

从那时候开始，《长安的荔枝》就成为我们公司的常驻项目。

这是比较漫长的项目蛰伏期，当时连剧本都没写完，更别说主创选择了，还没影的事儿。

但时不时会来点任务，比如开个会制定下一步计划、剧本初稿有了之后一起研究完善、导演演员到位后如何官宣之类的，都是超级前期的任务，但需要有个大活人对接。

所以，还是只有我一个人。

可惜我没有等到最后“荔枝”成熟的那一刻，其实连果实都没接出来，我就离开了，因为我们整个部门，被这个不争气的电影市场优化了，也就没得做喽。

而我跟做荔枝任务的李善德还不一样，因为俺是希望能继续做下去的，我很喜欢这本小说。

可惜有个李善德般的开场，最后任务失败，没能走到最后。

《长安的荔枝》电影公映，我跟大家一样也是第一次看。

我对这个故事实在太熟悉了，当年伏案做策划案的时候，原著被我看了无数遍，每一个环节都了如指掌，电影最后所呈现的效果，个人满意。

无论是看书还是看电影，我每一次都会把自己代入。

马伯庸成为专职作家之前，是上过班的。

导演大鹏成功之前，也是在搜狐当过编辑的。

这些“班味”也让他们对这个故事的把控很有经验。

其实不仅仅是古代帝王将相，当代也是如此。

你会发现，上头一道命令，下面的人得忙活上半天，有大量琐碎的事务要处理。

我们曾经为了大老板下班后在群里的一句问话，加班开了一晚上会想对策，琢磨了一个四平八稳的应对方式，结果老板最后来了一句，不好意思发错群，撤不回了……一将功成万骨枯，其实一事功成，也是万头皆秃。

那些伏案写作、头脑风暴、执行活动的日子，光是模拟想象一下，头发都会一把一把地掉。

别说当年了，现在也是，除非你不上班，但那是不行的。

俺的出发点跟李善德差不多，都是背着房贷的人，但我可赶不上人家待遇，没人给我免房贷，也没人给我“九百九十六贯”的福报，只有“九九六”（给我办贷款那小子，比金广发还胖呢）。

这样的代入感，使得包括我也时不时会再次以李善德的视角看问题。

都说“一骑红尘妃子笑”，荔枝从岭南转运到长安，这里面都有谁高兴？

★杨贵妃肯定happy，并不是因为她吃到了荔枝，而是由于珠圆玉润的荔枝摆在面前，说明自己深受圣人宠爱；★圣人自然也高兴，让宠妃开心不说，更能证明自己弹指之间，就有人把一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完成了，是当权者的自得。

★杨国忠也是，“总计花费三万一千零二十贯，尚有两万五千七百贯结余”，这些钱或许没有都进了自己腰包，但在他的安排下，没有动用国库一分钱，还帮自己老板赚了一笔，于公于私，自己右相的地位又巩固了。

反正，上位者都满足了，有多少人在中途丧命，又有多少百姓遭遇无妄之灾？

他们不在乎，高兴就行。

但他们没有笑到最后，《长安的荔枝》的结局，真正“笑到最后”的是李善德。

他躲过了安史之乱，还把本该进贡的荔枝吃了不少，还有他的家人，"妃子笑"不如让妻子和女儿笑。

这个颇具讽刺味道的收尾，其实带点歌颂劳动者的感觉。

让本分工作、坚持到最后的那个人，得到了最好的结局。

所以这个颇具荒诞、讽刺意味的故事，却有着一个积极且理想化的收尾。

李善德最后颇有深藏功与名的告老还乡意味。

放在现实写照下，就是躺平了、回老家种地了、远离喧嚣不再为别人打工了，而是为自己而活。

然而这种心境对于当代很多在北上广打拼的人来说，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放弃自己为之奋斗的一切，那可是要下很大很大决心的。

所以才让李善德因一篮绿李，免去了被杀头之罪，流放岭南，这个“离开”不是让主角大彻大悟之后主动离去，而是一个被动行为。

从小说到电影，都沿用这个设定，乃是妙招，避免了鸡汤式的引导。

但为什么最后李善德为什么又哭了呢？

一方面是家国情怀使然，另一方面他真的不甘心——怒那些“取之于民，用之于上”的人，他们活该；也恨自己奋斗大半生，也没能“用之于民”阻止悲剧的发生。

俺当年利用职务之便得的那本亲签小说，离开的时候被我留在了工位上，我可不想“贪赃上林署公廨本钱三十贯”而被流放出去。

还要继续留在这个领域奋斗啊。

电影后半段，主角重心从“如何完成任务”，过渡到了“完成任务之后该怎么办”。

有时候我也在琢磨，与其浑浑噩噩困死在繁重的工作里，不妨静下来想想：到底什么，才是自己这一世最想追求的？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彩蛋，几处改编《长安的荔枝》对比原著，整体还原，有一些改动，比如下调了李善德的年龄（原著52岁），大幅下调了苏谅的岁数（原著是个老头）、把韩十四和杜甫简化成了一个人——张若昀饰演的杜少陵……对于一部暑期档面向大众、2个小时的电影，都是可以理解的。

而真正我比较喜欢的改动，大致有几处：★逃驿事件——李善德第一次路过黄草驿，他和驿站的百姓有过互动，后者言谈中已经有所提及生活艰难，第二次途径黄草驿就发生了逃驿事件，电影增添了前面一处互动，让徭役对老百姓生活的影响更加鲜明。

★苏谅与李善德的友情——原著二位是彻底撕了，苏谅最后直接跑路了（后来李善德还给人家写信，但找不着人）；电影里苏谅唯一一艘船来接李善德那一幕真的很棒，萍水相逢而能逆水行舟，雪中送炭的畅快感，如此友情设定，也是没谁了。

★删除了大人物——就是“冯元一”（高力士），原著中所有事件起因和转折，都因他而起。

这是马伯庸小说常见的设定，他比较喜欢设计一个隐藏在背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掌控一切的大人物，比如《长安十二时辰》贺监的养子，《风起陇西》里的诸葛亮，以及《长安的荔枝》中的冯元一。

文字呈现的这种幕后线，电影其实不太好表达，否则会比较刻意。

所以电影取消了这个角色，直接变成了杨国忠与鱼朝恩争权夺势，也让在沿途阻挠李善德的势力变成了鱼朝恩，顺便让林邑奴倒在了距离长安一步之遥的地方。

倒是那只大老虎，电影设定让李善德去岭南时就去遇上了，我以为后面还要call back一下，但由于林邑奴结局的改动，大老虎也没出现了。

★一骑红尘——这就好理解了，把最后独闯长安的“一骑”换做了李善德本人，情绪更加饱满。

PS，在当年做项目的时候，特别流行16型人格测试，我自己测过好几次，都是INTJ建筑师（确切说是INTJ-A）。

我觉得李善德大概率也是这个人格属性，“不懂官场之术，不谙修辞之道”，所以代入感很强。

看完《长安的荔枝》，对大鹏的认知变得更加明确了。

一直以来，他都被许多人视作“接地气的创作者”、“真诚的表达者”，但在我看来，现阶段的大鹏其实更像一位市场经理或产品经理，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导演。

他和陈思诚——这两位常被拿来对比的“票房赢家”——不过是市场经理或产品经理的两种面向。

之所以大鹏在形式上更讨喜，是因为他不像陈思诚那样频繁在作品中注入强烈的个人趣味与审美偏执，观众不会在银幕前被突如其来的男性凝视、古怪价值观或意识形态骚动刺激得出戏。

相反，大鹏在创作中极力控制自我表达的分寸，他的作品很“懂事”——在视觉节奏上迎合当下主流的快感需求，也乐于调配催泪、燃情、逆袭等情绪爆点，确保观众在单位时间内情绪被最大程度调动。

但也正因如此，他的电影在情绪的操控上有时显得过于工整而缺乏留白——像一个“精算师”，将爽感与感动的剂量配比得恰到好处，却少了一点真正出人意料的灵魂触动。

大鹏近年来的几部作品，《热烈》、《年会不能停》、包括这次的《长安的荔枝》都可算在这个套路之下，可以看出他在不断打磨一套非常保险的创作模式：选题不出错，情绪要对路，角色必须讨喜，冲突最终都会被感动所中和。

和陈思诚不同的是，大鹏更善于把握社会的主流情绪。

他的电影就像时代滤镜下的热搜剪辑，把观众容易共情的部分挑选出来，拼贴成一个爽点密集的通俗叙事。

然而问题也正在这里。

作品真的有主流舆论说得那么让人拍案叫绝吗？

还是只是在精准共情后产生了某种惯性的好评？

以《长安的荔枝》为例，作为改编自马伯庸小说的电影，它原本有机会在古装轻喜剧的语境下探讨权力结构与阶层通达，但大鹏的处理方式显然更在意观众是否“看爽了”。

相比原著中更具层次的角色塑造，电影中人物变得更为扁平、脸谱化，他们的所有行动最终都服务于观众的情绪释放而非内在逻辑的递进。

剧情安排上也显得过于顺滑，每一个关键节点都像提前设计好的KPI，目的明确，情绪无误。

结果是，观众的情绪确实“到了”，但电影本身是否真的抵达了一定层次和深度？

大鹏本人的表演在最后是否真的承接住了影片情绪的高潮？

当人物到达情感的极值，银幕上的大鹏究竟是匹配了这个强度，还是仅仅完成了功能性的剧情完结？

这是我对大鹏创作的担忧。

他太重视观众，而人的精力有限，也因此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作品的完整与多义。

他在努力做出“好看的电影”，甚至可以说是“通俗电影教科书式的示范”，但我们必须提醒自己——不是所有“好看”的东西都能成为值得反复咀嚼的作品。

说到底，大鹏没问题，他只是太懂观众了。

而电影这件事，有时候恰恰需要一点不懂的勇气。

谢邀。

这部电影好就好在，把荔枝运到长安，只是电影前半部的内容，发明了运输方法之后的事情，才是作者真正想表达的。

李德善对抗的不是物理距离，而是整个大唐自上而下的“系统性Bug”仅仅是为了测试出荔枝保鲜的方法，就用了1500贯。

而后续，为了把荔枝运到长安，赶上杨贵妃的寿辰，可谓是劳民伤财，累死多少人马，多少沿途的驿站百姓流离失所。

李善德结识的几位朋友，也因此被牵连。

真的是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古有烽火戏诸侯，博妃子一笑。

李隆基这个畜生，也算是半斤八两了。

当然，这还不算完，宰相杨国忠（刘德华饰演），只因是贵妃的兄弟，便手握大权，贪污腐败。

运送一次荔枝，就贪掉了25000贯。

李善德一路所见所闻，让他不由感慨万千。

李善德的好友，杜少陵，显然是捏他杜甫，号少陵野老。

杜甫的诗，就是在唐朝开始贪腐，进而转进安史之乱，国破家亡之后，同情生民疾苦为主。

马伯庸让杜甫来做李善德的好友配角，意思再明显不过，就是骂封建社会的不公平，骂贪官，骂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肉食者鄙。

整部电影的商业制作水平成熟，节奏飞快，没有注水，前半段略有娱乐化俗世化，但后半段的升华，挺起了整部电影的高度。

以上是对电影的评价，接下来是对唐玄宗李隆基的评价。

总有人说大唐开元盛世，唐玄宗李隆基能力很强，好坏参半但我觉得，这种论调既不懂历史，也不懂人性。

在我眼里，李隆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垃圾。

一开始读史少，直觉他是个垃圾，但不敢发表非主流的观点，后面读的越多，越觉得他就一人渣。

每个人都说，唐朝是中国历史的盛世，鼎盛。

但非常反直觉——大唐李世民开国，精图励志，确实很强盛，但是传到唐玄宗不过百年而已，就差点灭国了。

开国626年，安史之乱755年，一共129年。

李世民结束战乱，鼓励人口生育和发展，把宫女还回民间，等等一系列措施，这有个发展过程，20年。

唐玄宗后期昏庸，享乐，任用奸臣，这又20年。

一来一去，鼎盛时期，不过80年左右而已。

安史之乱之后，中唐后唐在我眼里不过是苟延残喘。

开国的鼎盛，来自于东晋门阀政治协商拉扯，以及两百年混战的军事升级，而这些权贵到后期根深蒂固，必须被推翻重来。

黄巢更是把血洗贵族。

再说唐玄宗本人，很多人说他前期是个明君，后期是个昏君，老糊涂了。

这种看法就很不本质。

一个人昏庸的时候，才是他的真面目，才是他的本质。

他本身就是一个靠着阴谋权斗上位的小人，毫无格局。

汉武帝，唐玄宗，乾隆，都是老而不死是为贼的代表。

且，都是在前任皇帝留下的厚底家业的基础上，大肆挥霍而已。

盛世，并不算他们的主要功劳，败家，却是他们的真实功绩。

且，乾隆败家，却也兜住了，汉武帝也勉强兜住底了，李隆基，却根本没兜住，直接导致灭国级别的战争。

不过是一个混球，自私，昏君而已，毫无格局可言。

安史之乱，他要跑路，都不告知其他官员，导致许多官员都不知道他已经跑了。

满朝官员，长安百姓，都被他直接抛弃。

为了防止哗变，直接把杨国忠，杨贵妃丢出去背锅，赐死。

他的真实水平和评价，应该类似于杨广，因为他做的事，只有杨广做过。

而且，前期他做出来的功绩，也并不是亲力亲为，不过是任用了有能力的宰相而已，尤其是张九龄，可以说是能臣。

开元盛世最大的功劳，不是他李隆基的，而是张九龄的。

但是张九龄早就看出安禄山不是好人，要杀安禄山，结果李隆基不仅没杀，还重用。

后期李林甫扳倒张九龄，昏君展现本色，任用安禄山，杨国忠，直接导致大唐完蛋了。

虽然大唐也并不是什么乌托邦。

《长安的荔枝》这个故事，就很好的点明了大唐外表华丽，富有四海，内在不过是腐败奢靡，昏庸无道的这一事实。

在封建王朝里，大唐鼎盛的一百年，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幻想。

但是，封建王朝，本身就是垃圾，没什么好吹捧的。

另一点，马伯庸可以说是理性主义的典范，他的作品里有强烈的理性主义，反抗精神。

既你拿规矩，社会压力，律法，官僚形式，腐败贪污，人情世故这一套来欺压我，你们蝇营狗苟，自私自利，各自有各自的贪婪和目标，但这都无妨我坚持理性主义，坚持逻辑，坚持长远的考量。

他的主角很常见的设定，就是明算科出生，也就是数理，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儒家文韬武略的治国方针下，数学理科不受待见，但是如今我们回头看，是数学物理才是推动社会文明的发展的希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杨国忠要敛财，地方官要自保，没人关心任务本身。

所有人都告诉你“不可能”“规矩如此”，用既有经验来扼杀所有创新的可能。

但是，理性主义技术宅，就是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这何尝不是一种浪漫。

在数理技术的加持下，原本神仙也不可能把岭南的荔枝11天运到长安，李善德可以。

在数学计算下，你贪污吞并了农民的田，贪了就是贪了，几分几毫，给你算的明明白白。

再难的田地构造，也难不过微积分。

而土地兼并正是王朝陨落的开始，象征着地主阶级和农民不可调和的矛盾，正如杨国忠靠着所谓的荔枝转运，压榨农民，驿站，一年就可贪25000贯，唐玄宗贪恋杨贵妃后宫美色，贪恋享乐，宠信奸臣，百姓流离失所，驿站冒着死罪逃走，安禄山趁机叛国，最终国破家亡。

李善德玩命运送的，不是荔枝，而是王朝的催命符。

安禄山正是看到了这种从上到下的糜烂，才敢悍然起兵。

而最终，在马嵬坡，那个曾经为荔枝一笑的杨贵妃，成了玄宗推卸责任、平息兵变的替罪羊。

多讽刺。

开始于一个女人的笑，结束于一个女人的死。

而那个真正该为一切负责的李隆基，却苟活了下来，安享晚年，做太上皇。

什么大唐？

李世民是大唐，昙花一现的盛世。

李隆基，甚至武则天，都不过小丑罢了。

所以，别再迷恋那个虚假的“大唐盛世”了。

李世民缔造的辉煌，早已被他不成器的子孙挥霍殆尽。

剩下的，不过是一场“君王与小丑”的狂欢，直到黄巢的铁锅将这一切彻底荡平。

《长安的荔枝》最可贵的地方，是它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另一面：在宏大的、腐朽的叙事之下，总有个体在用自己的方式发光。

李善德失败了吗？

从结果看，是的。

但从精神看，他赢了。

他证明了，在一个看似无解的死局中，理性、逻辑、知识和不屈的意志，为众生悲痛的博爱，能创造出凡人的奇迹。

这或许才是历史真正值得我们铭记的东西——不是帝王的文治武功，而是像李善德这样，在黑暗中试图用理性点亮一盏灯的普通人。

先进的科技，先进的文明，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科学可持续的发展观。

非常开心看到电影版《长安的荔枝》还原了安史之乱前夕的大唐，那些腐败，压榨，剥削的真相。

这个世界很美好，值得我们为之奋斗，海明威说，我只同意后半句。

在一个不讲道理的世界里，坚持讲道理。

用浪漫的理性主义，去对抗这个不完美的世界。

李德善生为一个底层牛马，从小人物的视角，去一点点的扒开那个虚伪的盛世，看见内在的肌理——腐臭的不是荔枝，而是大唐盛世的虚伪滤镜。

取之于民，用之于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覆舟的水，是百姓的泪。

所谓盛世大唐、锦绣长安，从来都与人民无关，那为什么我们还在赞许称道那个遥远的朝代？

因为它荟聚了无数文人大家的热忱激情与诗酒才华，也集结了无数平凡读书人的青春抱负和理想宏愿，以及无数黎民百姓日子人的自强不息、晨昏辛苦。

然而历史已知，最终长安沦陷，大唐消亡。

而《长安的荔枝》讲述了李善德中年的败落与理想的消亡。

恪尽职守、正直清廉却被同僚坑骗陷害落于难题绝境，百折不挠、苦思冥想摸索出了运送荔枝之法终沦为了权势斗争的工具，明知这桩事肮脏荒唐但为了妻女无恙也还是要冲下去。

他见百株老树被砍伐、无数贫民不堪苛税逃驿离家、舍生取义相随的人马枉死于长安脚下，他用好友以命换命留下的白发残躯和最后一坛荔枝策马狂奔在灯火通明的宫门长街，殚精竭虑熬干心血九死一生得来的几颗荔枝是让人恸极反讥的笑话。

不过，当时的他回眸一看幼女和妻子饱含慰藉与心疼的泪眼，也只顾打马，奔向这场背负平民血泪生死闹剧的终点。

他本可以在这场弄权媚上闹剧中圆满谢幕，悄然隐去，但为心照可宣无愧天地间，为无数理仍在头破血流、命悬一线时发出了不需要回答也不会被回答的叩问“取之于民，用至于上，又何谈不劳一文”。

沾着血恨的荔枝催化着大唐衰败，而对黎民死生漠然罔顾的又岂止长安的荔枝。

后来，被发配岭南而幸免于安史之乱的李善德在荔枝树下泪流满面痛吃荔枝不止，哭得不是圣人权贵，哭得是寻常烟火万家流离失所，哭得是当年在长安寄托清白愿望的少年郎。

这样一个以小见大、热诚悲壮的故事自然值得大银幕呈现。

大鹏演绎李善德真的太有信服感和感染力了，淋漓尽致完美诠释了毕生努力理想宏愿崩溃于一瞬间的破碎绝望与坚守孤勇。

无论是被盘算前的清白质朴，去岭南万里跋涉的落魄潦倒，后来背水一战、双目猩红的殊死一搏，演得都太动人细腻。

最绝的，还是李善德后来满头白发、满面血污、耗尽气力、苦苦支撑在华灯明亮的宫街上策马奔驰，鼓声马蹄声渐起，就忍不住跟着哭，被一声嘶喊直击心门。

除了大鹏极具张力，其他演员也不差，特别地，素面朝天的杨幂好出彩，一双水汪汪的明眸盛下太多深情牵挂，太多泪水心疼。

还是宫街重逢那一场，两两相望泪眼，无语凝噎。

木棉花尽荔支垂，千花万花待郎归，在电影中悲喜交集、荡气回肠的氛围里具象化了。

虽非主线的夫妻同命，感人至深。

一路走来到《长安的荔枝》，导演、编剧、演员大鹏——尤其是演员大鹏，值得心悦诚服的五星。

对了，片尾曲《庙堂之外》真好。

年度电影歌曲+1，词曲唱演都是绝佳，但尤其唐恬老师的词啊句句入心，清雅，悲悯，且浩气长存，如那庙堂之外的月光。

敬来路敬高山，愿我此生也能逐明月枕清风，一身坦荡无愧天地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