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独美

看完了这部片子，我一直在想，我看了一个什么--我好像看了一个人一生的已经经历的和未来必然经历的苦难，可是这些虽然一定可以被定义为“苦难”的经历，似乎都“只是”日常生活中平淡的组成部分“而已”；我好像看了一部没那么大波折的《活着》，可是无论是导演还是演员，都极力的克制去“表现”苦难，都极力的避免将这些苦难奇观化，典型化，连女主的情绪爆发，全片也只有一次。

可是这些极力压制的情绪却像每一个夜晚的胃反流一样，狠狠的堵在你的心口之上的某个位置，压不下去，吐不出来。

虽然看的是别人的苦难，但看完了以后萨特、加缪的唾沫星子扑面而来，跟着的就是西西弗斯那块石头冲脸，多少沾点存在主义了。。。

可是这个片子的主题又是“向阳而生”主创用“不出走的勇气”解答。

怎么说呢是不是罗曼罗兰说的那种勇敢？

是。

堵不堵心口？

依然堵。

能怎么办呢？

女主最后在货车斗里放烟花的那个场景，几乎都显化成了张爱玲的那句“我不过是往前走，遇到什么就是什么罢了”。

行吧，我悟了，继续吃饭睡觉，推石头。

恭喜南吉凭借《追幸福的人》获得第四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亚洲新生代展映单元特别推荐---“荣誉推介演员”！

本片是南吉继电影《再见，南屏晚钟》获69届柏林电影节泰迪熊奖后，再次入围国际性电影节，该片亦是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入围亚新单元的唯一一部华语影片。

采访：刘小黛编辑：小龙虾策划：抛开书本编辑部Q&A刘小黛：首先谢谢南吉老师接受我们抛开书本的采访，想问一下，你是怎么结缘参与到这个影片（《追幸福的人》）中的？

南吉：之前我认识的一位副导演突然联系我，说她有个很有才华的同学，正在筹备长片处女作，找女主角时面试了很多人，一直没遇到合适的。

我这个副导演朋友说她觉得我很合适，问我能不能去见一下那位导演，我就去了，这位导演就是祝捷，这部处女长片就是《追幸福的人》。

回想起第一次和导演见面，聊得很简短，我们甚至都没聊到“巧巧”具体是一个怎样的角色，就告别了。

但没过一周，导演说希望我能看一下剧本，我仔细地看完剧本后，给他写了封长信，不过说实话，我当时觉得希望不大。

可后来我才知道，导演看了我那封长信，挺动容的，于是有了第二次见面，这次就是试戏了。

《追幸福的人》海报试戏那天，我做了充足的功课，我特意按照剧本的描述穿着打扮：厚底鞋、皮裤，还有挑染的一绺蓝色头发，以及大概的人物状态。

后来导演告诉我，他最终决定选我，是因为我有“一张有辨识度的脸”，这是他特别想这个人物具备的。

在我得知获得这个角色后，我向导演提了一个需求：如果我来演“巧巧”这个角色，我需要有至少两个月的时间，去体验生活。

刘小黛：体验生活大概经历了的多长时间？

南吉：一共是三个阶段，前后总共大概两个多月，我体验的场景有：深圳工厂、北京城中村，还有陕西农村，这些都是原型人物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

拍接近当下的、已经做了母亲的“巧巧”时，为贴近形象，我特意增重到145斤，后来拍十年前少女时期的“巧巧”时，又瘦了20多斤。

《追幸福的人》剧照刘小黛：你是怎么理解“巧巧”这个人物的？

南吉：在体验生活的时期，我曾尝试努力地接近“巧巧”，试图理解这个角色。

但我发现行不通，因为没处下手，好像所有的方法或者技巧，在“巧巧”和我之间都行不通。

后来我发现进入“巧巧”唯一的方式，就是疲惫，各种疲惫——当我在巧巧家体验生活时，每天我负责做饭、打扫卫生、照顾孩子、陪孩子上学。

后面正式开拍，每天拍完戏收工后我还是继续住在巧巧家，打扫做饭、照顾孩子，那段时间里，巨大的疲惫感，对我帮助很大。

在那种状态下，我根本没有时间思考“演技”或“塑造角色”这件事，我完全把自己“丢”在那个环境里，以至于摄像机拍下来的画面，就好像自然而然地发生一样。

不仅如此，导演还让我以巧巧的视角写日记，他对我说，你每天写一篇日记，以巧巧的内心状态和视角去进入每一天。

在把自己当作巧巧写日记这个过程中，我慢慢地发现，我有愤怒，有怨气，甚至还有一些歇斯底里，这些情绪都不知不觉地在文字里产生出来。

刘小黛：感觉你是一个体验派的演员，随时调整自己情绪跟角色去融合。

那有没有一场你印象最深刻的戏？

或者是NG次数最多戏，可以分享一下吗？

南吉：祝捷导演对演员的要求很严格，这部电影基本每场戏我都拍了30条以上。

再加上整部影片的拍摄手法是移动长镜头，所以只要有一点点问题，都要重来，所以NG次数多的戏，我已经没有特别的印象了，但是，我每一遍都是100%的去演。

关于印象深的戏，还是挺多的，比如我靠着大树在蹭后背的那场戏，这原本是电影剧本里没有的。

当时我和导演一起讨论巧巧的生活状态，考虑到巧巧跟她的丈夫一直是两地分居的状态，所以她肯定会有一些基础的生理需求，我们当时就探讨要不要表现，如何表现。

导演觉得有点难，可能无法入手，但当时我想到我看过一本书，提到过人的最基础的需求是“抚触”，相比其他的需求可能来得更直接、更接近原始，于是我们就加了那么一场戏。

刘小黛：你对自己的在荧幕上的呈现有什么比较满意，或者是是否还有一点点遗憾的地方？

南吉：说实话，来到电影院看这部影片，对我来说需要一点勇气，因为拍完这部戏后，我陷得比较深，走不出来，我回到自己家感觉格格不入，因为我还觉得自己是巧巧，我心里觉得我的家在那个村里，孩子还等着我照顾，有天晚上我甚至开始翻看飞回去的机票，我就意识到我可能需要被干预一下了，于是我就去找心理医生聊了聊这个感觉，医生让我短期内尽量不去回忆，尽量不接触相关的人和事。

所以，对我最难的一件事是，我能不能作为一个普通观众去观影？

我还会不会让影片再把我拖到过去的那段过往？

不过人的适应性真的很强，在极度的痛或者极度的爱之后，把那些情绪和回忆就彻底封死了，等你再去翻开的时候，变成了一种无爱无恨的状态，这也许是一种自我保护。

所以这次电影节首映，我特意又看了一遍，我发现我可以像一个普通观众一样，坐在那里去看这部电影。

如果谈到对表演的评价，既有觉得自己表现得不错的地方，同时也肯定是有遗憾的。

但我不会过多纠结，因为我知道，现在影片中呈现出来的表演状态，就是三年前的南吉努力到极限的状态了。

刘小黛：我看到你的简历，其实之前你演了挺多知名的连续剧的，比如我比较喜欢的像《庭外》，是什么契机让你去来演电影？

《庭外》定妆照南吉：这是我的第二部电影作品，第一部电影作品是《再见，南屏晚钟》。

我一直是一个相对低产的演员，一年基本上是一部戏。

至于拍电影的契机，可能因为当时拍完《再见，南屏晚钟》后，有一些艺术电影的机会，就关注到了我。

我觉得很多时候，在选择自己是否要走上大银幕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时候是大银幕在选择你，这是一个双向的奔赴。

所以我很感谢《再见，南屏晚钟》的相梓导演。

因为她，让我第一次触碰到了大银幕，让我知道自己到底可不可以在大银幕上有好的表现，也找到了自己将来关于表演上的重心和方向。

《再见南屏晚钟》剧照刘小黛：看到你还参与到张律导演的《白塔之光》，在跟这几位导演合作的时候，他们在调教演员方式上面有什么不同嘛？

《白塔之光》剧照南吉：很不一样，相梓导演是女性，她也特别懂女性。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拍《再见，南屏晚钟》的一天，因为当时片场的工作人员忙着搬东西，声音很吵，我坐在现场的一张餐桌旁，等着准备拍一场大感情戏，在那样一个嘈杂的环境里，我当时非常无助，因为无法集中注意力。

这个时候，在另一间屋子的相梓导演，从监视器里注意到了我的不安，但她没有制止现场的吵闹，也没有走到我这个屋，她只是拿起手机，播放起了《南屏晚钟》那首歌，我听到的时候，感觉整个世界一下子就安静下来了，我们虽然没有直接见面，但是我感受到了她对我的理解和保护。

《再见南屏晚钟》剧照祝捷导演，拍戏的时候，我觉得他好“残酷”，我曾试图在每拍完一条去找他的眼神，想要得到他的肯定，但我发现他既不鼓励我也不表扬我，所以当时觉得他真的好严格。

但后来，我意识到他当时在刻意回避，不希望“惊动”我在巧巧里的状态，不想用哪怕一句“做得很好”、“辛苦了”来提醒我，我是演员南吉。

张律导演的风格可能又是另一种，他在片场非常幽默风趣，不给演员任何压力，他每次都是以玩笑的方式，让全现场都非常的轻松，而且他想要的东西他很精准，他非常清楚每一条想要呈现的状态。

所以现在回过头来看，三个导演完全是三种不同的工作风格。

刘小黛：作为30+的女性演员，你会有年龄危机吗？

南吉：我今年马上37岁了，在我看来，作为一个女演员，好像真正开始的年龄应该是35岁，这样的女性，她会有一些阅历，经历了一些事情，还会有一些感受，这些感受无论是间接或是直接获得的，我觉得在理解其角色和创作角色的时候，是非常有优势的。

所以在年龄上，我没有任何的焦虑，我很享受每一年自己的状态，甚至很感谢这种成长。

刘小黛：近些年对于一些院线电影会越来越少产出，但是相对于中低成本的艺术电影在不断的涌现，那么你在疫情期间都忙了什么？

南吉：我在没有疫情的时候，基本上也是一个按照自己生活节奏生活的人，我总说自己是个胸无大志的人，对于我来说，如果一天当中有阅读，能看部电影，那就是特别完美的一天。

所以不论外部环境怎么改变，我喜欢的还是那么几件简单的事物。

最近两年里，我在演员这个职业身份之外，开始试着做幕后的工作，组建了自己的团队，成立了大吉影业，希望可以尝试更多媒介，去体验开拓自己心中热爱的事情。

疫情让我的心理发生了一些变化，我觉得我开始相信真的有“命运”这件事，就欣然的接受了好多命运的安排，包括期间遇到了我现在的合伙人张建，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制片人，我们之间也会有很多默契，有很多共鸣。

刘小黛：怎么看待这个行业越来越多女性参与到制作本身的现象？

南吉：好多人都说女性的时代要来了，我没有特意去关注过女权或者男权，但是我觉得女性有其特有的身份属性，我们可能没有男性那么多天生的那种优势，比如体能，精力等，但是女性那种韧劲，对工作的细腻度，这些也是男性无法超越的。

我永远希望女性无论多么强势，她都保持自己的女性身份。

我脆弱的时候也会大哭，开心的时候也会像孩子一样蹦蹦跳跳。

这种东西我觉得不论对演员，还是对女性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这就说回拍摄《追幸福的人》时，除了跟祝捷导演探讨，我更多会跟编剧张弛姐沟通，她是祝捷导演的妻子，也是一位母亲。

我记得在拍摄期间，有一天我发高烧，张弛姐懂中医，她坐在那给我刮痧，我当时虽然烧得迷迷糊糊，但特别感动，我也很恍惚，我感觉驰姐像我的妈妈，又像我的姐姐，也像一个医生，她身上的女性温柔，还有女性的能量，都在治愈着我。

刘小黛：目前你未来有什么计划？

比如最想挑战怎样的角色，大吉影业还会开发怎样的项目？

会关注女性主义类型吗？

南吉：关于演员的部分，我没有太细致的规划，我只能说从接收到的剧本和角色里面，尽可能的挑选不重复，并且适合我，且有些突破的角色。

事业上也是走一步看一步。

我是那种抱着最坏的打算，做最大的努力的那种人。

刘小黛：这次来海南国际电影节，你有没有看到一些其他的你比较喜欢的片子？

南吉：在我们聊天的前两天，我刚刚看了开幕影片《保你平安》，还是很感慨的，因为大家刚刚经历了三年疫情，大家很久没有坐在影院里看电影了，尤其是这种笑中带泪，既让人放松又不失感动的电影。

刘小黛：这次来海南电影节整体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南吉：我觉得真的很好，这次海南的选片人马可穆勒先生的选片的水准非常高。

刘小黛：有没有什么话再想对《追幸福的人》现在以及未来的观众说？

南吉：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坚守自己心中的热爱吧，这样的话，比较容易快乐，找到自己内心的那个声音，然后追着这个声音坚持的走下去。

从整体来说，我感觉电影是一部典型的文艺片。

可能电影本身的立意并不特别深刻，但电影带给人的观感很不错，观众看起来或许会很舒服。

影片中农村的取景地选择也很好，其中的防盗窗、房门前挂的物品和对联以及房屋布局都十分贴近农村，时至今日，这样的装修风格在农村仍然普遍。

不过镇上小学的设施以及老师安排会让我觉得不那么真实，怎么可能到了2018年，一个班所有学科还都由一位老师教授，用方言授课，甚至需要学生自带餐具呢？

不过或许是我比较狭隘，不清楚其他地区的教育条件如何，影片拍摄地我也暂不清楚在哪里。

此外，我是冲着惘闻的配乐去看这部电影的，距离我上次看惘闻的现场，已经过去了半年有余，所以格外珍惜这次在影院听他们音乐的机会，我也在此恭喜惘闻进军电影配乐行列。

影片中的配乐稍微颠覆了一些我对惘闻以往的认知，电影开场时的管乐部分还让我幻听沉默演讲的《这璀璨又迷人的星空却让人看不透，就像是Ta》。

影片以普通人为主角，其中的泪点设计较为自然，让观众哭的目的性没有那么强。

毕竟张巧巧和表姐短暂分别时通话的那段剧情就挺让人有感触的，张巧巧在蹦极前满是期待地同表姐通话，在她蹦下去画面倒置的那几秒钟里，我感受到了无力，眼眶即刻便湿润了。

后续张巧巧的女儿茯苓在学校发生意外，再度骨折进医院做了手术，吴校长给了张巧巧一家钱，张巧巧追出去却找不到对方人，只能站在那大口喘气，也让我忍不住落泪。

其中比较明显催泪的一幕就是司徒天冬父母去世的情节，在张巧巧怎么敲公婆门都不应的时候，我已经预想到他们可能因为烧煤去世了。

本来我以为是他们为了不拖累巧巧一家而选择双双自杀，结果居然是意外去世。

从巧巧敲门到天冬父母下葬，这些情节放映了多久，我就哭了多久。

总的来说，这部影片还是会给人一种“麻绳专挑细处断，命运专挑苦命人”的感慨，这让我瞬间联想到了22年看的《隐入尘烟》。

影片的叙事顺序比较常规，不过部分剧情略显套路。

直到影片致谢出来，我才知道这改编自丁巧一家的故事，看照片背景还挺像影片里的房屋的，估计取景地就是他们家。

或许正因生活本身比影视作品更戏剧化，才让某些剧情显得套路吧。

张巧巧和司徒天冬的结合符合剧情常见的走向，张巧巧孩子的先天性疾病也特别“欧·亨利式”。

不过影片中“金莲”的隐喻也相当有意思，几乎充当了后半部分剧情的线索。

林树林去河里找金莲，结果意外落水身亡。

不过也正如影片中的台词那样，金莲要是这么好的话，菩萨为什么不自己留着呢？

影片最后，天冬开着车，茯苓在前面说着话，巧巧和子苓在后面放着烟花，画面切到远景，这时惘闻的歌也响起来了，我想，宿命感就是如此。

在去高铁站的路上，我一直发呆。

经过盘山公路的时候，我一面不住地想“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又一面陷入缅怀过去的怪圈里。

我问自己，“我走得出去吗？

能走出去吗？

”，我不清楚，只知道自己再怎么逃，根始终是带着家乡的泥土的。

在他方能否生根发芽尚未可知，更遑论开花结果。

直到在高铁站候车了，我还在想自己还有这部电影，于是我决定在路上写下这些文字。

《追幸福的人》，一部以进城务工人员为主角的电影，车间、出租屋、意外怀孕、脆骨症儿童、被迫返乡、继续打工…… 这电影让我想起《苍山》，都以女性视角为切入点，或者说妈性视角吧，因为孩子，主动或被动地改变了生活轨迹，自我价值的实现，那是要等到孩子成年以后才会去考虑的最不值一提的问题，妈性大于女性！

太写实，而现实从来不是伊甸园！

每每看完，总无限唏嘘… 好歹还有《出走的决心》这样的作品，不只是展示现状，提出困惑，它提供了一种出路：从“女”到“妈”再到“人”，迈出去的才叫路！

今天去影院看了南吉老师主演的《追幸福的人》，走出影院的那一刻，整个人被阳光包围，此刻即是幸福～这部电影如果你用心去看，可以品味到人间至味——酸甜苦辣、悲欢离合，即便如此，主人公们并没有被生活压垮，而是坚强的向阳而生。

虽然现实中每个人的境遇不同，对幸福的定义不同，在偌大的世界里，寻找独属于自己的人生意义本就不易，那就像是一场修行，每个人都希冀到最后得到一个圆满，“离苦得乐”，不是吗？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观看电影时不必急着去评判，而是站在主人公的视角和立场，去体验，去感悟，经历你从未经历过的，愤懑压抑也好，恐惧不安也好，心有不甘也好，都试着去接受，让那个当下成为你人生的某个片段，也挺好。

电影片尾，巧巧一家重新出发，奔向追幸福的未知旅程，那一刻，他们是幸福的，生活的苦不是真的苦不堪言，不时地回味回味，哪怕有一丝丝的甜，都会让你觉得人生值得！

就像朴树歌词里唱的：向前走 就这么走就算你被给过什么向前走 就这么走就算你被夺走什么向前走 就这么走就算你会错过什么向前走，走进时间里向前走，走进所爱之人的心里……向前走，朝着幸福的光一直走下去

微小之光，可以照亮整个房间，乃至整个世界。

这个房间可能是茯苓一家，也可能是类似家庭的心灵。

1、现场和导演、主演、副导演等交流了创作意图、艺术构思，其实很简单，由于导演先接触了这个脆骨病的真实家庭，所以很多情节、人物是拍摄的自然表达，没有过于缜密的安排、设计。

而对于外来务工人员想留在大城市安稳生活、治病、接受教育等，属于附属产品，并不是导演的最初立意。

2、茯苓这个演员是本色出演，但是如何与这个一碰就疼、就倒的小孩子，如何让她在镜头下自然轻松表演，这个特别考验南吉与导演创作团队。

南吉分享了她与这个家庭体验生活的点点滴滴，这是现代流水线作业的电影创作无法想象的。

点赞👍🏻。

3细节若干：①巧巧：我不要回老家，我要大城市买一套房，乡下买一套。

②茯苓：我和弟弟赖也要赖在北京……③弟弟：妈妈，姐姐又在说方言了！

④巧巧在理发店自己决然地剪下那撮一直伴随她的蓝色挑染头发。

象征着她与回北京、与大城市的诀别。

很多细节、对白设计，都在时不时地透露这个家庭每一个人都想留在北京，留在大城市，这种统一的价值观、愿望，或许又促成了最终一家四口，物流司机的漂泊异乡之路。

本片根据真实故事改编，反映了陕西汉中山沟里一家四口农村打工人追逐幸福的故事。

看了此片，你真为主人公巧巧一家的不幸而伤感，怎么什么霉事都摊上了呢？

大女儿茯苓是个瓷娃娃（脆骨病）、全家在北京打工自身失业、女儿多次在校骨折被退学、回老家过年父母不听劝烧炭一氧化碳中毒双双身亡，初中同学精神病为了给茯苓摘金莲淹死、老公也失业回老家了。

这一般人真扛不住啊，可生活总要继续，当新的希望出现，我们仍然需要踏上征途！

——兼论现实主义文艺片的突围与困境 在2025年春天的中国电影市场，一部聚焦罕见病家庭与女性成长的作品《追幸福的人》悄然登陆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专线。

这部由祝捷执导、南吉领衔主演的影片，以真实事件为蓝本，用近乎白描的镜头语言，展现了普通人在命运重压下“向死而生”的韧性。

它不仅是一部关于个体挣扎的影像记录，更折射出中国文艺片在主题表达、受众共鸣与市场定位上的复杂处境。

一、真实与虚构的互文：纪录片的灵魂与剧作的肉身影片改编自导演祝捷对陕西汉中一个脆骨症患儿家庭长达十年的纪录片跟拍经历，片中患病女孩茯苓由真实患儿吴玉玲珑本色出演。

这种“虚实共生”的创作手法，既保留了纪录片的粗粝质感，又通过戏剧化重构赋予故事更强的叙事张力。

例如，主角巧巧（南吉饰）从工厂女工到北漂母亲的转变，既是对原型人物丁巧的提炼，也是对城乡迁徙浪潮中千万女性命运的浓缩。

当镜头扫过深圳工厂的流水线、北京城中村的隔断房、汉中老家的泥泞院落时，观众看到的不仅是巧巧的生存图景，更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无数“巧巧们”的集体记忆。

导演刻意避免对苦难的过度渲染，转而通过生活细节堆砌真实痛感：女儿茯苓第八次骨折时巧巧颤抖的手、城中村拆迁时散落一地的廉价玩具、丈夫天冬（梁戟饰）开长途车时布满血丝的眼睛……这些碎片化的日常，构成了比戏剧冲突更尖锐的生命叩问。

二、女性叙事的多重突围：从“被凝视”到“自我赋权”南吉饰演的巧巧，是中国银幕上少见的“非典型女性形象”。

她既非传统苦情剧中逆来顺受的牺牲者，也非都市剧中光鲜亮丽的独立女性，而是一个在生存夹缝中野蛮生长的普通人。

从被迫辍学打工、意外怀孕到成为罕见病患儿的母亲，巧巧始终处于被动接受命运的状态，但她对幸福的追寻却展现出惊人的主动性：在女儿骨折后坚持用三轮车接送上学、在出租屋被拆时带着全家“像候鸟一样迁徙”、甚至在田间劳作时哼唱走调的情歌。

这种“不出走的反抗”颠覆了女性叙事中常见的“逃离-觉醒”范式。

正如南吉在首映礼所言：“如果说《白鹿原》的冷秋月是被封建礼教扼杀的悲剧，那么巧巧的不认命，则是用最朴素的生存智慧对抗结构性困境。

”影片通过巧巧与女儿茯苓的共生关系，完成对母职神话的解构——母爱不是天然的神性，而是在无数次崩溃与重建中淬炼出的凡人勇气。

三、文艺片的困境与可能性：在市场的夹缝中点燃微光作为一部全国艺联专线发行的影片，《追幸福的人》面临的挑战颇具代表性：一方面，其真实细腻的底层叙事在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收获赞誉（南吉凭此片获亚洲新生代最佳演员）；另一方面，豆瓣上“节奏平淡”“缺乏戏剧高潮”等争议，暴露出文艺片与大众审美的错位。

这种割裂恰是中国文艺片市场的缩影：当商业片用特效与爽感满足观众的逃离需求时，文艺片却试图用生活的粗粝将人拉回现实。

但影片的突破亦值得关注。

艺术总监杨超（《长江图》导演）与祝捷的合作，将诗性影像与纪实美学熔于一炉：水墨风格的海报中，巧巧面部的裂纹与头顶绽放的烟花形成强烈隐喻；惘闻乐队创作的配乐《My Crime》在片尾响起时，压抑的情绪随音符迸发，完成从苦难到救赎的升华。

这种艺术表达虽显“小众”，却为市场提供了另一种审美维度。

四、超越个体苦难的社会寓言影片最深刻的批判性，在于揭示“幸福”概念的阶级性。

当城市中产将“幸福”等同于消费主义符号时，巧巧一家却在生存线上重新定义幸福：女儿能独立上厕所、丈夫结束异地打工、拆迁废墟里长出野花……这些微小的喜悦，构成对主流幸福观的无声反讽。

导演通过巧巧北漂与归乡的双重漂泊，叩问城乡二元结构下个体命运的无力感——无论是深圳工厂的流水线，还是汉中老家的泥土地，都不过是不同形态的生存牢笼。

结语：在错位的对话中寻找共鸣《追幸福的人》或许难以复制《隐入尘烟》的票房奇迹，但其存在本身已是一种胜利。

当商业片市场充斥着悬浮的都市幻梦时，这部影片坚持用镜头抚摸生活的褶皱，在绝望的土壤里播种希望。

正如片中那场卡车上的烟花戏：颠簸的路途、劣质的烟花、巧巧带着泪光的笑，构成了中国现实主义电影最动人的隐喻——幸福从来不是终点，而是无数个“此刻”的微光汇聚。

今天早上我跟两个朋友一起去看了这部电影，同样是聚焦女性题材的影视作品，却呈现出来与传统女性电影截然不同的表达方式。

本作用平权思想和平等主义贯彻全片，打破了传统以男权或是女权主义为思想，造成性别对立的错误思想观念的表达方式。

导演作为第七代的后起之秀，创作经验非常丰富，演员也体验过人生的低谷期，深谙人性之道。

整部影片探讨了底层人民历经磨难、饱受煎熬，却难以在社会上生存的艰难困苦。

本片以一个家庭的命运为线索，同时穿插了一些人物周遭作为引线，在明暗之间采取多线叙事表达，呈现了极为真实的社会面貌，并蕴含人生苦短、要珍惜眼前人的创作理念。

影片主人公巧巧外表脆弱、内心坚强，在经历周围人的不幸后却依然热爱生命，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

虽然这只是一个发生在局部地方的故事，但是却也是全国几亿劳苦大众正在经历的事情，导演敢于为弱势群体发声，并且勇于关心底层人民生活。

这也使得影片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以及浓厚的人文关怀。

这是一部“血泪史”的真实记录，也是一次刻骨铭心的救赎之旅，在这场社会的巨大变革中，每个人都在寻找人生新的可能性与处世之道。

——《追幸福的人》电影整体观感

《追幸福的人》，不贩卖苦难，而是以巧巧一家为棱镜，折射出乡土中国最真实的生存韧性——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闪烁的微光，往往比太阳更灼人。

巧巧的追光之路始终在烟火气中延伸。

观众看的不是被生活击垮的弱者，而是用肉身丈量苦难宽度的力量。

那些通常被其他导演用来制造泪点的场景，在这里都成了淬炼生命的砧板，锤打出主人公骨子里的韧劲。

影片的主人公巧巧，懵懂地闯入社会，涉世未深的她很快便承受了生活的重压。

然而，她并没有被生活的不幸打倒，而是始终向阳而生，积极面对一切。

从不得不转学回老家，到安葬公婆，再到想方设法让孩子接受正常教育，最后在丈夫回家小聚后再次出发，巧巧的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有力。

三次烟花也构成精妙的时间刻度。

每一次都预示着故事的转折。

第一次绚烂绽放在家庭变故的暗夜，第二次伴随同学遇难的闷响，第三次则在短暂团聚后为新的出发照明。

这次不再是团圆与分别的反差，而是积蓄力量后的再次走出山村，这时巧巧手中的烟花格外炫目，也映射她眼中经年累月沉淀出的从容松弛。

婶婶是除了巧巧之外的另一股温情力量。

她先是一路不言语地接回她们母子三人，接着用敲门揭开了春节期间的死亡，最后与侄子、侄媳妇一家难舍难分地告别。

这种乡土中国中最让人感怀的温情力量，多是沉默，但震耳欲聋。

除了婶婶，男教师也在坚守着什么。

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守望着讲台，亲历了几代人走出大山，见证了他们的悲欢离合。

尽管如此，他始终坚信幸福会来，总有希望，并在影片中点出主题：“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虽然周边的人都不那么确信。

整个故事中，大家都渴望积极的变化，哪怕只有一点点。

导演这样讲述脆骨症的故事，既小心又直接。

但他没有让观众陷入单纯的同情，而是引导我们从坚硬可感的日常生活中，寻找各自的奔头。

幸福，就是要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就是用双手去创造，用脚步去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