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基督者

他和她是一个“抑郁症患者”的两个分身，她是被认为发疯、发病的一半，他是被认为稳定、理智的一半。

把他视为伴侣未免太不现实，不离不弃地提供支持、总是试图帮助并且总是说“我爱你”，这种表现与其说像丈夫，不如说像一个“病人”假想出来的完美看护者。

一半（她）想死，另一半（他）阻止并且试图治疗。

表层是痛苦和悲伤，它们令人生疑。

之下是愤怒和对失去的恐惧，掀开这一层，露出的真相只是混乱的死欲/杀欲——这才是她（被称为“抑郁症”or“抑郁症患者”）的真面目。

就像黑暗里的森林，或者说以万物为刍狗的自然，对一切漠不关心。

她可以看着孩子死，因为并不在乎。

她愿意它死。

又因为发现自己不在乎，感到恐惧，强行把悲伤加在自己身上，以掩盖事实。

所以她恐惧的是“ME”。

可这是他写的，不是她写的。

自残的狐狸发出的声音也是他的。

“ME”是她，也是他。

写下“ME”之后，意味着发现真相，真相令看护者被打倒。

之后，无论是看护者出于理智（应该杀死“邪恶的自己”）而杀死自己，还是看护者被拉入混乱（想要杀死自己）而杀死自己，其实没有太大区别。

整部电影看起来像“抑郁症患者”脑内自己杀死自己的小剧场，想象自杀或讲述自杀故事有时候可以避免真正的自杀。

一次假想的自杀纾解了压力，让她暂时消失。

于是他再次恢复正常，并获得了短暂的平静。

但是，别高兴得太早，又有无数的她在走上山来。

他杀死她，是一盏路灯下的时刻，等平静消失，压力/欲望积累，他总得在下一盏路灯下再杀一次，然后再一次、再一次。

怎么那么多人说这电影装B！

太牛B了好吗？

剪B……用剪刀剪B……太狠了！

……开场的升格黑白歌剧片段也是太惊艳！

一对夫妻做爱时孩子意外堕窗而死，两人以不停的做爱来惩罚自己，之后去小木屋的一段赎罪之旅……这种极致到死的情节设置我暂时想不到任何文学或电影与之匹敌……怎么可以这么狠，这么尴尬，这么痛彻心扉……看完就是三天不想跟人说话的感觉。

拉斯冯提尔的创造力真是让我想躺在地上长跪不起，大师！

绝对的大师！

西方电影中，以耶稣基督为主角的电影隔三差五就有一部，《基督最后的诱惑》、《蒙特利尔的耶稣》，还有04年吉布森那部争议极大的《耶稣受难记》，现在我们迎来了拉斯·冯·特里尔的《反基督者》。

这部电影中尽管没有出现基督本人，但是那位救世主很显然是题中之意，而整部电影又显然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产物。

先来解一下片名。

基督，愿意是指“受膏者”，在犹太教传统中指要成为先知、祭祀、国王于一身的人，后来到了基督教中，基督指拿撒勒人耶稣·基督这个特定的人。

至于“反基督者”，指否认基督权威的人，或者冒充救世主的人。

在这部电影里，“反基督者”很显然指撒旦，还有夏洛特·甘斯布演的那个被撒旦所控制的女人。

这是一个女人在原欲中与撒旦秘密结合，反抗基督（男人）权威的反圣经神话。

电影为这个神话搭建了复杂的观念与隐喻的迷宫，观众能否从这个迷宫中走出来，是理解这部电影的第一步。

电影是从“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激情的性爱开始的——打引号的部分并非为了说明该片不是同志电影，而是因为电影中的人物没有名字，导演确实想把他们表现为历史最初的男人和女人——在这对男女达到高潮的同时，他们的幼子不慎从窗口掉落夭亡。

为了治疗女人的心灵创痛，恰好是心理咨询师的丈夫带着她回到了以前女人与孩子度假的地方，一片叫做“伊甸”的森林。

在圣经神话中，偷食禁果的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了伊甸园，作为对他们的惩罚，上帝剥夺了他们永生的生命，相反，却赐予了他们生儿育女繁衍后代的能力，以让“原罪”永远延续下去。

《反基督者》中，这对男女已食了禁果，却又丧失了后代，他们除了重返“伊甸”之外，似乎别无选择。

问题是，伊甸园还是以前的伊甸园吗？

随着叙事的推进，观众知道，原先女人与儿子在“伊甸”森林中的小屋度假时，女人正准备写一篇关于历史上女性大屠杀的论文。

丈夫在木屋的阁楼里找到了大量妻子当初作为论文资料的照片，其中大部分都与历史上的女巫迫害有关。

丈夫凭职业敏感感到，妻子当前的“精神病理学症状”不仅与丧子之痛有关，可能还与她的学术研究有关。

当初女人带着儿子在“伊甸”度假时，可能遭遇了某种精神危机。

这种危机很快就通过女人与丈夫的对话揭示出来：女人告诉丈夫，“自然是撒旦的教堂”，这里的“自然”并不是指大自然，而是指人的本性的那个“自然”（nature,天性、本性）。

我们知道，在文艺复兴之前，西方人观念中的自然一直是充满着魔鬼、精灵和各种恐怖事物的场所，是撒旦的乐园，这个自然不仅指外在的大自然，也指人的内心，所以说魔鬼就在所有人的心中。

问题是，被魔鬼所控制的人的自然是什么？

女人把它等同于性欲，特别是女人的性欲。

因为性欲，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因为性欲，他们的孩子夭亡。

儿子死后，丈夫的心理治疗根本治不好她，她只能借性欲一次次麻痹自己。

但是，当她带着对性欲的忏悔回到伊甸，以前的学术研究经历开始将一种“历史的真相”告诉她，结果产生了一种心理“倒错”：历史上的女巫迫害无非是男人们将存在于两性之间的性欲全部归罪到女人头上，而男人们则充当理性的化身和历史的救世主，基督不就是一个男人吗？

就像现在，眼前这个男人以一副理性地姿态对我进行心理治疗一样，其实是将责任全部推到我头上。

既然撒旦存在于所有人的“自然”中，而男人的虚伪不肯承认这一点，还用权力迫害女人，那么，就让撒旦化身到我这个女人身上吧！

我要对男人展开疯狂的报复。

这里，电影或许触到了精神病的边界。

正如福柯所说，“精神病不是一种医学诊断，而是一种文化诊断”。

电影中，这个女人的行为当然包含着精神病的因素，但是不也具有颠覆男权神话的文化动机的合理性吗？

撒旦，就是反基督者，她化身为一个女人，要报复以耶稣为代表的男权神话。

这一点不仅通过作为电影核心的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故事来表达，也体现在电影的象征和隐喻层面上。

最引人注目的或许是“三个乞丐”这一章。

当奄奄一息的男人问女人为什么还不杀他，女人回答，“还不到时候，三个乞丐还没有来。

当三个乞丐从东方到来时，就会有人死去。

”三个乞丐实际上指的是三只动物：分娩到一半的母鹿，啃食同类尸体的狐狸，还有洞穴里的乌鸦。

这三个乞丐对应了新约圣经中的东方三圣。

新约中说，当耶稣诞生的时候，从东方来了三位博士，带着黄金、乳香和末药，把它们献给耶稣。

那么，作为反基督者的撒旦，当他送一个人死去，无疑也应该有三种与撒旦的特点相匹配的东西来对应圣经中的三位博士，导演通过这种戏仿来颠覆圣经文本。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导演的意图是站在女权主义者那一边告诉人们“历史的真相”。

在这部电影里，颠覆是为了重建，怀疑只是为了再次确认。

电影中的女人不仅是撒旦的化身，而且具有真正的恶魔气质。

她贪婪的性欲、她的残忍和疯狂，她的自虐与施虐，让所有的观众不寒而栗，这样的女人的存在无论何时何地对于世界和秩序都是一种威胁。

将女人作这样的表现使我不得不揣度导演对女人怀着深深的敌意，这或许和特里尔拍这部电影前长达数年的精神抑郁不无关系。

在电影的结尾，男人终于用自己的双手掐死了女人，获得拯救的男人站在山坡上，沐浴在一片圣洁的光中，这时他身上不能说没有耶稣的影子。

男人用自己的强力扼杀了女人所代表的性欲，使世界恢复了秩序，同时也赋予了自己的行为以正当性。

最后，无数的女人从山脚下向山坡走来，她们都是一些安全的、温柔的、性欲得到控制的良家妇女。

观众和站在她们中的男人一起体验了秩序恢复后的安全感。

至今为止，我们所谈论的都只是电影的观念架构。

一部电影包含复杂的思想观念，只能说明导演的抱负不小，却不足以论证电影的好坏。

复杂的理念有可能成就一部好电影，也有可能成为电影形式无法承受的负担。

在我印象中，拉斯·冯·特里尔的电影总是指向很宏大的观念，在他最好的时候，他能够把这些观念隐藏得几乎不露痕迹，比如《破浪》，而更多的时候，他却总为观念所累。

《反基督者》有意题献给塔尔科夫斯基，后者的电影也总是包含着深刻的观念。

《反基督者》中的伊甸园和《潜行者》中的“禁区”，还有《索拉利星》中的外星一样，都是一个超现实的区域。

但两者不同的表现方式透露出特里尔和塔氏在电影影像观念上的不同。

对塔尔科夫斯基来说，即便是表现梦这样超现实的事物，影像也应该是自然主义的，“那种神秘的朦胧并不能营造真实的梦境和记忆的映像，电影不应该借用戏剧的效果（《雕刻时光》）。

”而特里尔则正好相反，在《反基督者》中，他让一只狐狸说着人话，他让画面呈现出波浪状以表现超现实的效果。

我想，塔氏之所以避免使用这种“戏剧效果”，是因为它太易得了，以至于我们在粗制滥造的电视剧中才经常看到说人话的动物和波纹状的画面。

而特里尔之所以还敢用它，大概是他对自己十分自信吧：即便用滥了的手法我也能用出新意来。

在电影主题方面，撒旦、魔鬼、女精神病人还有关于巫术的伪学术研究，这些元素无疑让人联想到被称为“黑暗王子”的罗曼·波兰斯基。

事实上，本片中的女人不无《冷血惊魂》中凯瑟琳·德诺芙的影子，同样具有精神病理学的状况，背后又同样有被撒旦占据的迹象。

在制造神秘与恐怖的气氛方面，《反基督者》也向前者借鉴了元素，比如《冷血惊魂》中桌上那盘慢慢腐烂的鸡肉与本片中的狐狸尸体，比如德诺芙穿过一条从两边的墙壁伸出无数只手的走廊和本片中男女交欢时从橡树根须中伸出的手臂。

但波兰斯基尽管“偏爱”撒旦，撒旦却通常只是他的一个道具，他真正在意的只是某种氛围或者某种惊悚的心理，撒旦不是他的主题。

而《反基督者》尽管也制造了心理惊悚，但女人的精神病，她的自虐与施虐，弗洛伊德所谓的死亡本能与性欲的结合，这些都只是一件心理外衣，电影指向的是撒旦本身，是人身上的恶魔，是历史中的道德和权力。

拉斯·冯·特里尔自诩为“世界上最好的导演”，他在本片中对萨德式性欲表现上的惊世骇俗与他的狂妄是相匹配的，从我狭窄的电影眼界来看，或许只有帕索里尼的《索多玛120天》能与它相提并论。

如果《反基督者》不能在影评家们的电影排行榜上留名青史，它也必然会被作为最“极端”的电影之一载入史册。

而作为一名影迷，我则期待着走出精神抑郁的特里尔在一如既往地追索理念的同时，创造出与这种理念相匹配的更完善（而非更惊世骇俗）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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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影是最近似于梦境的一种体验：电影院里万灯俱灭，黑暗中只有屏幕上光影迷离聚焦，观众们不管在现实生活中是什么身份什么职业，都将跟随屏幕上的人物一起经历生死离别、悲欢离合，一起哭一起笑，一起恋爱一同死亡，直到曲终人散，黑幕褪去，才带着梦醒时分的慨叹，各自重返真实的人生。

拉斯·冯·特里尔的《反基督者》就有一种在恐惧与神秘边缘游走的梦魇气质。

开场五分钟，在意大利电影《绝代妖姬》的原声歌剧《让我哭泣》中，一帧帧慢动作的男女性爱黑白片段粉墨登场，有窗外涣散模糊的雪片，有激情中水瓶被踢倒四溅抛洒的液体，甚至还有一个请专业色情片演员表演的特写交欢镜头。

代表至上纯洁天使般声音的歌剧对比欲望蒸腾的情色，这个强劲的开场白简直就如同一记响亮而优美的耳光，把人所有的感官都煽动到一个小小的高潮，再冷静沉着且缓慢的告诉你，这对爱欲激荡中男女的小儿子，因为父母高潮时的自顾不暇，从高楼摔落雪地身亡了。

在基督教的体系内，这是个再好不过的原罪例子：女人为了情欲而置责任不顾，间接杀死了自己的儿子。

事后当然是悔恨痛苦的，于是作为理疗师的男人为了让女人脱离药物依赖，决定带她“重返伊甸园”——女人曾与儿子一同渡假的伊甸湖。

这座充满象征意味与世隔绝的伊甸园之所以出现，也是因为女人的一场噩梦：她出于本能的害怕伊甸湖的密林，而男人偏要带女人直面她的恐惧。

特里尔用了很多梦境般的慢镜头来描绘人的心理意识，比如女人从医院病床上醒来后，床边放了一瓶插花，镜头一直推进，直到透过玻璃，看到貌似纯净的水里一团团漂浮的杂质；再比如火车上男人要女人闭目想象伊甸湖，小溪、水流、石桥和密林在人的意识中都变得稀薄飘忽，边缘涣散层叠，而人则如同在蓝色雾气中慢动作行进的影子，方位不定，水波蒸滕样的漂移，非常诡异。

特里尔在展现这些幻境之时用女人唇息微弱的描述对话作为音效背景，夹杂着时强时弱的呼吸声，给人以一种声犹在耳的近距离感。

这种感官上的“近”，是梦境与现实混淆的起点，也是影片整体极令人恐惧的关键。

解读整个故事后续发展的框架离不开基督教义中基督与撒旦、男人与女人的关系，这些背后的理论在片中以女人论文选题的形式被明示：女人独自带着儿子在伊甸湖畔的森林小屋度假时，研究论文的题目是历史上发生的针对女性的各色屠杀。

欧洲从15世纪末叶开始，曾经有过一个长达三百年的“女巫”迫害风潮，女人被视为恶魔撒旦的化身，接受教廷的公开审判，而同一案件中若有男子参与，他们一般被认为是受了“女巫”的蛊惑，免于刑责。

对“女巫”的惩罚从睡眠剥夺到强奸到截肢，乃至广场上惨烈的火刑。

那么为什么女人要遭受这样悲惨的命运？

基督的母亲，圣母玛利亚，不也是女人么？

对女人这种根深蒂固的仇视依然来源于基督教义：伊甸园中女人听从了代表欲望的蛇的蛊惑，偷吃了苹果，诱惑了男人，才使人类从此脱离了神的殿堂，放逐自然。

电影中女人有一句台词，说自然是撒旦的教堂。

这里，自然便是伊甸湖，是女人恐惧的源泉。

女人从研究女巫迫害开始在真实世界与精神的虚幻世界中迷失，来到伊甸湖后越发受到自然的召唤，为原始的肉欲所控制，无意识的迫害自己的儿子，有意识的残害自己的丈夫。

特里尔在表现女人为欲望所囿时用了一个令人非常难忘的意象：男人与女人倚靠着根茎交缠的大树做爱，在激情迸发的过程中，树身与藤蔓之中伸出了无数只手，就像女人体内不可遏制的欲望一样，从肉体深处探出触角呼吸。

电影中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意象是针对《圣经》耶稣诞生记中的 “东方三圣”而设立的“东方三乞丐”——分娩的母鹿，啃噬自己内脏的狐狸，和洞穴中的乌鸦。

如果“东方三圣”代表着重生的光辉，那么“东方三乞丐”则代表了腐臭的死亡。

针对这三个带有寓言性质的动物，特里尔特别为它们制作了电脑特效，尤其那只狐狸，竟对男人缓缓说出“混乱至上。

”类似的梦境意象还有很多，比如雨点般洒落的橡实，还有结尾沐浴圣辉缓缓登山的妇女们。

而解析梦的寓意是条非常危险的路，就好象试图逐格分析超现实主义电影代表作的《黄金时代》或《一条安达鲁狗》一样，从来就不存在标准答案，这既可说是此类影片的令人头痛之处，也可说正是其魅力所在。

而针对《反基督者》一片，我觉得只要得出它与基督教体系对称或映像关系的结论就足够了，过度解读反而会丧失了电影本身的神秘感与多面性。

但《反基督者》最有意思的一点，却是它在以刻画女人的沉沦为主体，以基督的映像，也就是“撒旦的教堂”伊甸湖为环境之后，表现出来的却是完全正像的基督教义——女人是撒旦恶魔的化身，她诱惑男人作恶，最终得到惩罚。

这个“负负得正”的反“反基督”法我觉得非常有趣，这个安排表面上看来的确有反女性主义的嫌疑；但再深想一层，我觉得又不尽如此。

女人蜕变的地点是伊甸湖，也就是“伊甸园”的谐意。

在《圣经》中，是伊甸园中的蛇诱惑了夏娃，让她吞下了欲望之果；而在电影中，却是女人在伊甸湖的论文研究，也就是欧洲历史上的女性迫害风潮，导致女人发了狂。

但历史上迫害女性的凶手却是教会与男权，这似乎在说，伊甸园中的蛇并非无中生有，也许它就是教会或男权的使者。

换句话说，如果女人是撒旦化身，那也是因为男人将天国的伊甸园变成了撒旦的教堂，而天真的女人们不知不觉身陷其中，成为了罪恶的代言人与执行者。

又或者，基督的天国与撒旦的地狱，其间距离究竟几何？

人间世界究竟是正反对照黑白分明的矛盾对立呢，还是善恶互为因果，互相交织的恶性循环？

很难判断特里尔想要表达的究竟是哪层意思。

但不管他本意如何，这样不加解释的神秘主义都极大增添了影片的魅力。

《反基督者》是一部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影片，惊悚度远超过一般意义的恐怖电影，其噩梦般的恐惧程度恐怕只有大卫·林奇的《内陆帝国》才可相与媲美。

文/故城很难相信一位身患忧郁症的导演，还能拍出怎么样的作品，还能给世界带来什么。

当《反基督者》（AntiChrist）在戛纳放映结束时，荧幕上出现“致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后满场尽是嘘声与哄笑，这种嘘声与拉斯冯提尔在记者招待会上所“自诩”的“我是当代最伟大的电影导演”放在一起，是多么荒唐，这种荒唐似乎是在印证着导演身患精神疾病，但反过来呢？

存在主义先驱基尔凯戈尔说，现代人比原始人更加远离他自己情绪的真相。

拉斯冯的“消极”情绪是被现代社会抽象化后压抑着的，“积极”的情绪诸如爱情或喜悦，借流行艺术各种情绪夸张手段表现出来，但这对于精神的破坏很可能比对“消极”情绪的直接压抑还要厉害，现代人莫名的空虚感便是这种“残害”带来的。

拉斯冯提尔站在“消极”面正视这种“消极”在我看来就是一种“反”的表现，就是一种与现在性的决裂的表现。

反基督者，从字面意思是反宗教的，是反基督教的，但拉斯冯提尔的“疯”在于他的“反基督者”并不局限于反宗教，而是站在一个制高点的反对一种新柏拉图主义，包括宗教后彻底世俗化所构建的世界的现代性和理性崇拜，和与之并驾齐驱的科学。

实际上，拉斯冯提尔在这条道路上走的很彻底，影片中关于女巫的隐喻直指古欧洲大陆的原始文明的起源——女巫文化。

如果说基尔凯戈尔意图让我们重新发现自我心中的信仰（宗教/基督教），摒弃一种对有组织的近似基督教（国家）的集体崇拜，一直回归到基督首批门徒同时代的状态，那么尼采则要求回到更古老的过去，回到基督教和科学还不曾把它的病原菌加之于人的健康本能之前。

显然，拉斯冯提尔在影片中所做的比他影片题目所标榜的做的更绝，是向尼采看齐的。

从这个意义讲，他的“疯”与尼采的“疯”是如出一辙的，影片更应该向尼采致敬，而不是塔可夫斯基，因为他们身上都沾染着一种强烈的反现代性、反体制化和反理性主义。

■赶着你的犁，在尸骨上耕耘《反基督者》继承了导演从《狗镇》和《曼德勒》以来的实验风格，用篇章的形式逐段引导叙事，这其中有一个暗示就是导演并不拒绝阅读者的断章取义，每个章节自成体系却互有映射。

最典型的即是序章中桌子上摆设了三座人体铜像，它们分别代表着其后的三个篇章：悲恸、痛苦和绝望，以及由三者指代对象所构成的最后一章“三个乞丐”：悲恸代表鹿，痛苦代表狐狸，而绝望代表乌鸦。

影片中鹿的出现是两人进入伊甸（可以理解为伊甸园）时，男人看到了胎死腹中的小鹿，实际上，这里是男人第一次困惑的地方，他也一定动用了自己的联想，胎死腹中暗指可能存在弑子行为。

“弑子”是被宗教道德与伦理所不耻的，它是违背母性作为人性的基本准则的。

这一章代表着“反道德伦理”。

而狐狸的出现出现在Pain段落的结尾，女人告诉男人自己的抑郁好了，当他将信将疑之际，看到了正在自残的狐狸，自残暗指痛苦来自于自身而非外界，从狐狸嘴中吐出的混乱之治进而暗示目前的秩序下潜藏着危险。

这意味着“反秩序”。

而那只乌鸦被鹰蚕食后竟死而复生的又开始啼叫，暗示妻子在写作过程中听到的婴儿啼哭实际上是乌鸦的叫声，即丈夫一直以来自认为正确的心理分析存在巨大漏洞。

这代表着“反理性逻辑”。

反道德伦理、反秩序和反理性逻辑共同构造出影片所“反”的现象，自然界的自然现象已超出道德伦理、秩序和理性逻辑的约束，而这些现象呈现出一种被颠覆的自然，这是影片最直观的“反”的对象。

我们发现，自然界所展现的与基督教以及后来的新教所遵从的东西是截然相反的。

道德伦理是宗教体系中的纲，是教化人的法，“十诫”便是其中的代表；秩序是宗教从一种原始崇拜转向有组织集体崇拜的必然工具，人们接受一种井然有条便是接受一种禁锢；而理性逻辑与原始宗教的博弈，产生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新教，理性被纳入宗教思维，是基督教对自身岌岌可危地位的挽救。

而影片中“三个乞丐”的预言更是跟新约中耶稣诞生的场景唱反调，这些针锋相对的符号寓言无不体现导演对基督教及其延伸物的态度，这是影片最直观的态度。

影片的终极预言是，“当三个乞丐同时出现时，必有人死亡”。

单纯从影片的叙事逻辑来看，这个终极预言的主谓是颠倒的。

因为首先发生在序章的是儿子的死亡，随后是妻子内心的悲恸，生理的反应以及最后的绝望，也就是说这个预言的应该翻过来，“死亡的来临，必然导致人的悲恸、伤痛和绝望”，这才是符合人类的理性逻辑的。

然而导演毫无顾忌的将主谓颠倒，营造出颇具神秘主义和宿命论的终极预言，其“反”理性逻辑的意图昭然若揭。

其实，当我们将这一正一反两个预言前后对接，会发现一个诡异的轮回，即“死亡导致出现三个乞丐，而三个乞丐又导致死亡”，周而复始，无限循环。

这种悲观是与莎士比亚悲剧、尤利西斯悲剧一脉相承的，是西方文明中所蕴含焦虑和死亡情绪。

这种情绪源于死亡是生命的必然归宿的悲观主义情绪，而宗教给予人类的是要相信上帝的存在，相信上帝的永恒，宗教成为人类疗伤和摆脱消极的药方，这是对人类原始“消极”情绪的压抑，是对自然情绪的否定。

显然，导演重现死亡的永恒性即是对上帝永恒性的否定，重现的悲观主义情绪是对“信仰”（积极的情绪）的严重打击，它告诉人们我们要直面人类的终极意义——虚无。

■你去女人那里吗？

别忘了你的鞭子《反基督者》对两性关系的聚焦直接而富有侵略性，它并不规避性别差异在两性关系中的话语权，也能直视家庭伦理中“性”的诡异作用，更将历史中对女性迫害最黑暗的中世纪直接纳入两性话题的讨论，试图层层深入的挖掘出两性关系令人困惑不解的问题。

我们不难发现，影片中的反 “男权—夫权—男权社会”的内在逻辑暗含了影片题目的精神指向，这其中包括着一种对“个体两性结构—家庭伦理结构—社会权力结构”的社会构成基本元素和结构的深刻反思，这种反思贯穿影片始终，也是把握本片主题的关键性线索。

男人与女人的第一次“对话”是通过性爱完成的，在我看来性是男女的一种对话，一种交锋，它比语言或表情交流更直接更深刻。

男性的阳具强势进入女性身体的特写体现出一种男女关系的强弱。

导演把这一幕放在影片的序章是别有深意的，它反映了男女地位在影片中的初始顺位，主导两性关系的是男性与男人性器官，这个顺位关系在后面会发生惊人的两次逆转。

事实上，两人接下来的两次性爱均是女性提出的，男性最开始是抗拒的，女性瞬时成为性的主导因素，而后男性不甘成这种地位的转换，很快变被动为主动，夺回了两性关系的主导权。

因此这两次性爱开始于女性却仍然在男性的掌控之中。

但随后的性爱，这种情况发生了质的改变，两性关系的顺位开始发生逆转。

男人在阅读女人论文题目之后困惑了，无法用理性去分析妻子的病，他说自己无法工作了，也就意味者自己此时的身份完全是丈夫而不是心理医生，这时的性爱第一次采用逆位的女上男下。

但很快女性发现这种姿势的反常规，发现自己的“越权”，于是她说，“打我”。

这实际是对自我此刻地位的否定，是要重塑男性主导的性爱模式。

当男人拒绝了她的要求后，女人对两性关系的不信任陡然剧增，她独自去橡树下自慰，这是摆脱男女性结构的首次尝试，也是本片两性关系的第一次逆转，她不再需要男人，而是通过一种与自然的交合达到对个人精神的原始寄托。

然而这次男性虽然也来到橡树旁完成性爱，但他顺从了女性，抽打了她，他完全沦为一个工具或一个附属品。

看似男性重新夺回性的主导权而女性是丧失尊严的，实际上男性面对这种逆转是失控的，被动的，甚至是失去理智的。

而第二次两性关系的逆转更冷酷。

女性不再满足于上次的逆转，她重击男性阳具，是对标志男权的性器官致命一击。

它彻底毁灭了男人引以为傲的优越感，男权/夫权的形象瞬间倒塌。

更彻底的是她用手帮助男人手淫，完成了女人对男人的强暴，男人的完全无意识和女人的绝对的主导者是对序章中两性关系的彻底颠覆。

拉斯冯提尔的反男权思想并不局限于两性关系或夫妻伦理关系，他在影片伊始就赋予男人/丈夫第三个身份——医生（心理咨询师），给予女人/妻子病人的身份。

医生/病人的属性是属于人的社会属性，它标识着人在社会组成中的地位和作用。

病房中两人的对话是夫妇医生/病人关系的首次确立，女人说，“你不该对自己的家人进行治疗”，而男人显然对自己的专业知识十分自信，他固执的接受了这种医患关系。

男人起初是绝对的自大的，他对理性分析的崇尚是绝对的，他坚信通过自己的心理治疗可以治愈妻子的心理疾病，他拒绝与妻子做爱以保持一种医生的客观性。

事实上，我们对医患这个社会关心进行深入透析，发现医患关系是不平衡的关系，医生在病人面前是享有绝对权威和话语权，而病人则是完全的、赤裸裸的暴露给医生的，必须完全服从对方和并保持自身的完全透明，这两者似乎有某种宗教关系，即拯救者和被拯救者的关系。

这映射了整个人类社会权力分配的不公，以及女性在人类社会关系中的被拯救地位。

影片中女人回忆自己是因为听到婴儿的哭声才打断了自己的写作，而男人以医生的身份告诉女人，这声音并不存在，是她对恐惧的生理反应，并从医学和理性角度阐释她幻觉产生的原因。

这是医生对病人的强势洗脑，是上等社会身份对下等社会身份的思想强暴。

在绝望篇章的后半部分，我们知道了这声音的可能的来源是乌鸦的啼声，这说明医生的理论并不正确，医生所怀揣的理性逻辑并不成立，这是对现代社会本源关系的质疑，是对从宗教中继承的男权社会结构的反击。

如果说“性”关系确定一种权力结构，那么用“强暴”来表征一种关系是再恰当不过。

男性通过对女性身体的占有确立男权关系（“性”），这是第一个层次的强暴；丈夫通过家庭伦理道德确立夫权关系（伦理道德），这是第二个层次的强暴；医生通过社会所赋予的绝对权力确立男权社会关系（宗教体系与社会等级），这是第三个层次的强暴。

这三个层次的“强暴”构成了影片对“男权—夫权—男权社会”权力结构荒谬性的反思，然而真有是这么简单么？

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忽略了一个极为模糊的 “强暴”关系。

进入伊甸后，丈夫总会拿出这样一个说辞，“我爱你所以我要帮你”，爱存在于男女或夫妻之间的感情层面，但这里的帮助是医治，是存在于理性层面的。

丈夫说这句话意味着上述的强暴存在某种交叉和跨层次的可能性，即丈夫可能在以医生的身份与妻子发生性关系，这是伦理混乱的。

在一次做爱过程中妻子要求丈夫痛打她，这可能意味着妻子在以病患的身份与丈夫发生性关系，因为医生是绝对权威的，他可对病患的肉体“施刑”（手术），而正常的夫妻关系中是不可能出现“痛打”的诉求的。

这又是伦理混乱的。

在这两个二元关系所构成的结构中（男/女关系和夫/妻关系我们姑且合二为一，这里讨论的两个二元关系是男/女关系和医/患关系），存在伦理错位的可能性，并且这种错位很有可能是影片最Cult一幕发生的原因。

女人的角色很可能是跳跃的：她重击男人阳具，女人是妻子，而男人是医生，医生强暴女人所以女人要反击；她用手帮男人手淫，女人是妻子，而男人是丈夫，男欢女爱理所当然；她用剪刀割掉自己的阴蒂，女人是病人，而男人是丈夫，女人认为自己是邪恶的，她与医生的关系是对丈夫的不忠；而她把铁锥钉在男人的腿上，女人是病人，而男人是医生，她认为医生要伤害她，她认为医生没有医治好自己反而强暴了自己。

看到这里，我们会问影片中的悲剧真的源于错位的伦理吗？

真的源于失衡的社会权力结构吗？

答案依然是否定的。

拉斯冯提尔的观点很明确，伦理的错位和权力结构的失衡是无法避免的，从我们出生到死亡，那个锁一直存在，错位与失衡是伦理与权力结构存在的必然结果，只要伦理与权力结构存在，悲剧就无法避免。

■科学就像另一个上帝，我们从一个圈，跳进了另一个圈在柏拉图以后，理性意识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精神功能，今天，我们已经非常习惯于把我们的理性意识视为当然。

我们不用再依赖于巫师、诗人亦或是上帝来思考，这些都已经被一种严谨的或者是雄心勃勃的科学所取代，日常生活中我们已彻底习惯于享受一种后验式的科学硕果。

《斐德罗篇》（柏拉图）中有一个关于灵魂的著名神话：双轮马拉战车的驾驶者，理性，抓住白色骏马和黑色骏马的缰绳，白色骏马代表人的勇猛与情感部分，对理性的命令较为驯服，黑色的骏马难以驾驭，代表欲望或情欲，必须受奴于鞭打才肯循规蹈矩。

这其中只有奴手戴着人面，其他部分则以动物形体出现。

理性，作为人的神圣部分，是脱离他身上的动物性的。

理性和非理性（动物性）从柏拉图时代就产生了分化，并影响至今。

事实上，借助现代心理学我们才知道一种抑制性意识存在的可能性，意识本身也是一种经过进化了许多个世纪的东西，人类文明是人类“去动物性”的产物，这实质上是人类理性对自身动物性的压抑，是一类意识对另一类意识的迫害，而处于新柏拉图主义影响的我们，对理性这样异乎寻常的强调本身是否就是一种宗教冲动？

伊甸是摒弃一切现代性影响的原始森林，它的原始与它的封闭似乎要带这对夫妇进入一种纯粹思考的境界。

就像影片中病房里，镜头突然聚焦在人物旁的植物摆设的根部，那长久的略带神经质的特写给我们的大脑短暂断电的感觉，似乎要清空观众大脑的杂质，这同样是在营造一种纯粹，试图唤醒一些被长久压抑的意识（诗性？

动物性？

）。

当男人进入伊甸前，我们看到的是男人对自我以及自我所掌握的理性的自信，那是难以撼动的。

但进入伊甸后，不管是鹿，还是会说话的狐狸，都使他迷惑了，这个原始的自然不再是他所熟识的科学所主导的人类社会，当深夜橡子滚落到屋顶发出声响，他立刻警觉，似乎有某种神秘的东西敲打着木屋；早上醒来当看到满手沾粘的橡子，他的惊慌失措的像是被魔鬼附身一般的，剥去那些黏着物；当妻子说那是风神的降临，他立刻关上了窗户，像是在与一种污浊的邪恶的神秘的东西划清界限。

这些显然与他一开始所强调的，让妻子去亲近自然融入自然的心理治疗（理性）背道而驰。

在他们进入伊甸后，妻子的恐惧病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到丈夫身上，他似乎也感受到自然的生命，他开始畏惧自然开始畏惧冥冥中的神秘力量，在橡树下做爱后树根攀爬的无数的手便映射了丈夫心理的巨大转变。

而丈夫心理的彻底转变是发生在他残酷的掐死妻子之时。

我们或许还有一个疑问，丈夫到底是在理性支配下杀妻还是在非理性支配下杀妻？

理性告诉他“三个乞丐”的预言必然导致夫妻之中必有一人死亡，结果是无法改变的。

显然，这种假设是有问题的，因为“三个乞丐”的预言本身就是妻子的一厢情愿，是她的主观和非理智制造出来的，如果他保持理性，他绝不会接受妻子的“理论”去杀死妻子。

因此，他的杀妻是他的主动行为，是理性失控后的行为，表示此刻他也接受“女性等于邪恶”的中世纪论调。

我们注意到一个细节，加斯冯提尔的镜头此刻对准了男人的后脑，暗示男性此刻更多的是受非理性支配，与影片前面若干次出现女人的后脑互为映射。

尼采给这种屠戮贴上了“正义”的标签，他说超级个人为提升自己的力量意志，随心所欲地突破任何道德规范都是正当的。

而基尔凯戈尔说，这种突破是受到召唤才可为之，是在恐惧与战栗中，而非在权力无情的傲慢中实现（《恐惧与战栗》）。

显然，杀妻行为是在恐惧与战栗中发生，而不是理性诱导的，它可以看做是一种本能，是一种诗性、一种动物性的死灰复燃的结果。

之后，当男人焚烧了女人后离开伊甸的路上，草木突然变成了一具具的死尸。

定格在这一幕，它多么像一幅印象派艺术作品，草木的枝条变成尸体的四肢，绿色变成了死尸的惨白。

我这才体会到女人赤脚在草坪上为何走会举步艰难，那是在死尸上的行走啊！

内心对外界的感受取代了视网膜对光的反应，或者说心理印象代替了视觉印象，也可以说是非理性的自身感受压抑了理性的物理光学呈现。

东方的“眼见为实”和西方唯理主义的“所见即是存在”在此时是被颠覆的，非理性不再受理性的奴役，理性意识不再是人的精神工具，非理性重新占据精神的制高点。

而非理性占据制高点的时代，不是今天，也不是中世纪，而是那个巫术起源的遥远的古代，是尼采眼里的未被基督教和科学玷污的古欧洲时代。

■既然我们的梯子已去，我就得躺在所有梯子开始的地方，躺在那散发着恶臭的破烂的心灵店铺《反基督者》里反复出现的橡树，似乎是暗示《创世纪》中主的显现与救赎，因此橡树的死也有着主的形象坍塌的意味，但不尽然。

实际上，橡树崇拜出现的更早，在远古时期的欧洲大陆人们已经有对橡树崇拜的习俗。

对人类学影响深远的《金枝》（弗雷泽）里提到，橡树崇拜似乎是古欧洲所有雅利安族人的习俗，远古时期欧洲人崇拜橡树，是确信橡树与天神二者一体的关系。

影片中妻子独自跑到橡树下自慰提供了我向此方面联想的最初动力，因为古欧洲人认为橡树是有灵魂的，他们通过巫术活动完成祭祀（人）与橡树（神）的结合，从而达到继承橡树的神性的目的。

影片中妻子说，“这样做可以避免暴风雨的降临”，这是妻子对古时巫术活动的呼应。

人与自然的交合是宗教与科学产生前的人类朴素却畸形的世界观。

弗雷泽还提供了一种说法，上天与雷电之神原来是雅利安人祖先最初的伟神，其所以把他同橡树联在一起，不过是因为常见橡树被雷电所击而致。

影片中伊甸中孤独矗立的那颗枯树很容易让人想到它是被雷击后的橡树。

这同样暗合了导演想把观众带回巫术时代的意图。

其实，影片中还有一个暗示，我们看到把三个乞丐同置于同一星象体系，是在暗示古代的占星术，而占星术本身就是一种非理性的产物，是可以用科学轻易推翻和否定的。

而终极预言中强调占星术而贬抑科学，实质是导演向古时巫术的一种投靠。

进一步理解影片中设立焚烧妻子的一幕（以及中世纪焚杀女性的行为），便不是巧合了。

它实际暗示了克尔特人的“燎祭仪式”。

克尔特人一直系统的遵循在篝火中奉献人牺的习俗，原始燎祭活动的主持人为女巫，她们还充当被焚的角色，这种自我牺牲在最初的意义上是虔诚的举动。

而“燎祭仪式”是巫术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巫术活动，至今很多地方还保留着篝火节的习俗。

到这里导演的意图已非常明显了，他仍是在暗示我们找寻个体本质的意义仍需回归到巫术年代，理性与科学时代根本无法寄存人的原始本能和情感归宿，现代人疏离与空虚的知觉仍需从巫术中寻找安全感。

我们参考费雷泽的《金枝》，会发现存在一种人类心理的思想模式的“进化”，即“巫术—宗教—科学”的过程。

然而，这个思维进化模式并不意味着是一种进步。

事实上，如果当把巫术于宗教相比较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看到巫术的光辉色彩的：从理性的角度看，巫术和宗教都是被颠倒的社会意识，但是宗教时代是对神顶礼膜拜的时代，在宗教的信仰中，无法看到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体现，在宗教仪式中人能做的只是去崇拜，去祈求神的恩赐，所以人会做一些仪式去迎合神、取悦神。

在宗教的信仰中我们是看不到个体力量的存在的。

而巫术的使用者则不同，巫术使用者是一个积极的行动者，他没有把自己的意愿的实现寄托在一个神灵的身上，而是相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达到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他们是一个积极的探索者和实践者。

因此弗雷泽说，我们无法说从巫术到宗教到底是一种进步还是倒退。

而当我们比较宗教与科学时，我们同样也面临着困惑。

科学是建立在归纳法验证（归纳—假设—检验）基础上的，但归纳法本身并不足以达到统计上的满值，却足以赋予归纳出来的科学规律以真理性，实际上科学理论的可检验性（testability）意味着可证伪性（falsifiability）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可证实性（verifiability），解释力成为衡量真理的方法，越是普适性的东西即越是真理。

库恩在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说，“科学史家要把过去人们所观察和相信的‘科学’部分，同‘迷信’的部分区别开来的时候，也遇到越来越大的困难，他们越是仔细研究亚里士多德力学、燃素学化学和热质说热力学，就越会感到那些一度流行的自然观，一点也不比今天流行的科学更不科学，或者更加是人类天性怪癖的产物。

”从本质上而言，科学更像是社会学中的“多数人法则”，我们每个人具有的品格、特性是无关紧要的，只要我们能有足够多的人凑成一个多数就行，而且，多数便是一种真理。

这意味着人类生活的日益集体化和外在化，个人日益以一种多数人的形式存在，于是个人便死掉了。

而基督教（不是后来与科学联姻了的新教）提供的信仰，也许能把个人从“多数人法则”中解救出来。

尼采说，“上帝死了”，这其中夹杂着多少对科学的仇视和对信仰丢失的怜惜，却被现在人种种的误读。

也许我们只能用疯子的想法去看待现实的困惑，像尼采那样将困惑抛向原始的巫术时代，像拉斯冯提尔那样通过向女巫写首情诗来换取答案，或许，在“巫术—宗教—科学”这个链条中，根本就没有答案，这首情诗只是“疯子”病态的呻吟罢了。

09/12/24六月《看电影》

人们趋利避害的本质。

在面对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自我的一面，向往美好的本身是希望去忘记的。

所以论文没有写完就跑回来了，其实早就发现不对劲在之后情绪再次出现端倪的时候，会去责怪丈夫那个夏天为什么没有陪伴他们，她在推脱，不知如何是好，更希望丈夫是稻草能够紧紧抓住自己，或者，阻止当初的行为，即使不可能也会需要缓解，恨不得有力量把自己拉回来重新来过一次。

与以前全然不同的对待死亡的心理，也是在伊甸中得到的启示，恐惧和紧张大过失去孩子的痛苦，也只是借用这件事情将之前在Eden发现的重新发挥出来了。

最开始以为自己深深爱着Eden，却在环境中激发了自己那么多年来从来不知晓的心理（即使是多么的残忍，电影中也只是为了借用这个表现，以达到更为鲜明的效果）。

丈夫面对恐惧的治疗方法，再次放置到那个环境中，开始变得不可逃避，如果非要继续下去，结果必然是后来看到的。

本来想要藏匿的东西没有得到缓解，反而疯了一样的冲破出来。

当丈夫出现在阁楼发现论文，发现孩子的照片的时候，终于和前面出现的场景得到了衔接。

无论之前的两个段落是进展的多么缓慢，他们的实际意义是大于最后的激烈，剧情变化得太快，如此强烈的对比，早就在缓慢的进行中铺垫好了。

刚刚看完，因为是白天，所以不仅可以在屏幕里看到电影的画面，还可以看到我自己的影子，这是很奇妙地体验，我的脸出现在提的电影里，和里面的画面重叠，好像我在观看这部电影/看他时，也在观看我自己，同时好像我自己也在被他观看着。

几乎从96年的《破浪》开始，他的影片中总有一位轻飘飘的、孱弱的女性在受难，她们之中或许被黑暗可怜地吞噬，或许坦荡地融入黑暗，但无论如何，提在注视，提在歌颂，他是一位真正的女性主义艺术家。

除此之外，他也是我最喜欢的电影大师。

超高速镜头、分章、宗教、女性、极少数但恰到好处的配乐、为重点强调而突然放大的镜头、还有芋泥教会我的新知识：跳轴——他真的可以用他的镜头、视听语言操纵观众的情感，可以精确地让观众感受到他想表达的，而非空洞的画面堆积，他在讲述、在刻画，用一场精心设计的视听盛宴娓娓道来，将他的私人感受、情绪和痛苦进行外化、扩散，直致蔓延到每个观众。

他在拓宽电影边界，每次看他的作品都能看到电影新的生机，每次看之前都好期待，因为知道提肯定又有新东西来震撼我了。

好崇拜提，好爱他，只是他的作品我都看完咯（smug face），对提的爱要告一段落咯，希望67岁的老头还可以创作新作品！

催眠能做那么久（还不花钱），有两个可能：1.亲人给亲人催眠；2.自己给自己催眠。

《反基督者》里两个都占了，1是表层的，2是深层的。

“罪恶”被拉斯拍得很漂亮，很明亮，达福和甘斯布的“交锋”就像是头脑和感觉的“交锋”，头脑在试图解释感觉时不断被感觉影响，最后用自损八百的方式维持住了所谓心灵的平衡。

这个阶段的拉斯应该还是处于探索阶段吧，企图用既有经验去解释、处理自己体内的“甘斯布”，于是影片呈现出极为具体的内心形象，并企图将这些形象理性化，最后导出一个结果。

因此，这部片中的拉斯其实是站在达福这边的；但到《女性瘾者》时期，他就站在甘斯布这边疯狂开炮，这个心路历程，我表示非常理解（但我的层次比拉斯low太多哈哈哈）。

这次的手持真的非常适合影片私密性和“病理性”的特征了。

每当达福看向镜头时，我的身体也不自觉地跟着拉镜头往后“躲避”。

也许死亡是一个很诗意的方式——扫掉悲伤、痛苦、绝望，我们坠落死亡。

以下分析不纯是我的理解，很多部分是由某人启发的，感谢他。

这是经过两颗脑袋讨论后的细节扫描总结：1、“序幕” 中的细节——>【意象】：孩子的鞋子（在这里就是左右鞋反着放的）——>【失序】浴室内的换气扇、旋转式洗衣桶、吊着的玩具、翻动的书页——>【旋转、解离】掉落的茶杯、翻倒的酒瓶、被孩子扫下书桌的三座童像、失足坠楼的孩子——>【失落】坠楼时孩子的脸与女人的脸（画面同构、平行剪辑）坠楼时孩子的脸与男人的脸（画面同构、平行剪辑）——>【孩子：男女之间的合体】做爱的结束和死亡的来临：女人的睁眼——>【直觉首先得知“合一体”的粉碎】补：序幕中的背景音乐因为听不懂歌词，不清楚涵义。

2、【三大章节与碑座：GRIEF 、PAIN、DESPRATE】序幕中出现的桌子上摆设了三座人体铜像，铜像被爬上桌子的孩子扫到了地上。

此镜头一晃而过，观众很难察觉到三座铜像的碑座上竟分别刻有【GRIEF】 【PAIN】【DESPRATE】三个词。

后面的三大章节，分别以GRIEF 、PAIN、DESPRATE为名。

这三章每章结尾处，都以男人（丈夫）发现一个动物身作结。

这三个动物分别是【鹿、狐狸、乌鸦】，于是我们自然地联想到【鹿=GRIEF】 【狐狸=PAIN】【乌鸦=DESPRATE】这个结构与意象的对应，应该没有争议，也很容易被发觉。

但是关于这三个意象究竟是ANTI的什么东西，在我的理解范围内，倾向于将【半腿的鹿子之身 、自食其脏的狐狸之身、不死的乌鸦之身】对应地理解为【出生、生死之间、死亡】所以得到的是：【出生=GRIEF】 【存在=PAIN 】【死亡=DESPRATE】一句话：导演用意在于『出生即死亡，死亡不死』。

可以肯定的是，三个意象本身带有强烈宗教指涉，绝对比这“一句话含义”丰富的多，但碍于对基督教背景知识的了解之限，我只能在别人的分享中理解到这层而已。

如果这么理解，那么，象征合一体的小孩，为什么在走向窗口的时候，会遭遇象征【出生、生死之间、死亡】的三座铜像，这个就不难理解了；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它们如此轻而易举地被扫下桌子。

『失落，是在当出生充满GRIEF、存在充满PAIN、死亡充满DESPRATE的时候，如此轻而易举的事情』3、摄影机运动医院里，在丈夫宣布成为妻子的精神病医生后，他们进行了第一次谈话，但此谈话的拍摄充满了频繁的跳轴现象。

丈夫此刻试图进行一个心理治疗的对象化，但是跳轴意味着他的妻子拒绝成为这个对象，也即这场治疗在一开始便意味着对象的“不准”。

第二次对话是床上，妻子此刻谈论她身边的男人作为丈夫和父亲的缺席，她指出男人疏远于她与孩子。

镜头所给的是以女人为前景看向男人的画面。

她连续说出的一段话，都是以此原则为构图的碎切画面，给观众造成了一种要质问男人的印象。

但是很快，当男人反问为何女人没有写完论文的时候，镜头将男女置于同一平面，但男人位于上方，女人位于被俯视的下方。

女人只答说“这次你不懂”，转向男人要与他做爱。

这整段摄影机的运动，明显地揭示了【医患关系】与【合体关系】的对抗。

第三次（权且略去白天他第一次问她怕什么的那场戏）对话也是在床上，这是一个精神分析的典型扮演。

医生在旁边拿着纸和笔，引导躺在床上的病人说出内心的秘密：伊甸。

手持摄影的固定镜头的方式揭示了所谓治疗的暂时“成功”。

但是接下来，妻子要和丈夫做爱，但是丈夫却无法融入或者说无法忍受【合体关系】，妻子于是咬伤了他的乳头。

4、哭着苏醒的是什么1哭：当妻子在丈夫的背上“走过”石头铺就的救赎之路后，她哭了。

2哭：接着，从树上掉下来的雏鸟被大鸟叼走蚕食，她又哭了。

这两个哭很有解释空间。

之间的关系也值得玩味。

第一个哭，是她认为她所信任的“帮助”，可以通过和他的合作完成，这在两人看来都是丈夫（医生）所坚持的“治疗的胜利”。

但很快又被颠覆性地证明，妻子内在的恐惧无法被此胜利所消食。

反过来作为医生丈夫只是帮助妻子明白过来她内在的『另外』一个逻辑。

那么这里其实即已经宣告了治疗的失败，一切“反其道而行”，妻子那个内在逻辑在“治疗”的帮助下，完成了和治疗期待恰相反的苏醒。

『是他将她背着送去了那里』3哭：再接下来又是哭。

她开始回忆她一年前在此收集资料写作论文时的一刻。

她剪下屠杀女性的一幅画，忽然听到一个莫名的小孩哭声。

她追寻哭声而去，却发现它不是来自尼克（她的孩子），而是来自伊甸（未知）。

可以认为这个哭是她内心“另外逻辑”（非理性）的一个苏醒。

只是说这个苏醒原来被深埋在她内心深处，被医生背着她过假想桥的举动所打开、所暴露。

这个转折，体现在这三个哭的细节上。

这是比较重要的。

紧接着，当女人揭示了自己的“秘密”，而丈夫想再次为她的“恐惧”正名（以理性证明规划）时，她已经不再服从他的逻辑，她扑向他并说：你本来应该来这里，你太自大了，这不会维持太久了！

4哭：夜晚，他们在床上静静对话，女人再次提到“哭”：the cry of all the things that have to die（后面还有一句“自然是撒旦的神殿”）。

这是第四个哭的细节。

是女人对她所听到的那个“哭”的解释。

5哭：这个哭，是以丈夫打开信封（尸检报告）后，在雨一般下落的橡子中为意象的。

6哭：下雨。

丈夫看到狐狸——>天空落雨——>丈夫看到屠杀女性的照片。

整个从1哭到6哭的过程，妻子的非理性苏醒与体认，由丈夫治疗所导致，反过来又预告了丈夫的治疗失败。

而丈夫在下落的橡子、大雨、断倒的树下，是一个苦苦坚持却已经失落的形象。

5 结合与毁灭：性具的象征妻子在被丈夫问道是否给孩子穿错了鞋子时，又被丈夫点中了要害。

她在那一刻意识到自己到底想做的是什么。

『结合，或者，毁灭。

』【当生、存在、死亡变成GRIEF 、PAIN、DESPRATE的形象出现时，唯有共同的结合点（性具）的受难，是她所认为的结果。

】这也就是她说三个乞丐（鹿、狐狸、乌鸦）出现，有一个人将死去的原因所在。

丈夫填上ME，受到的是更重的打击。

在这之前，他在金字塔格上填上的每一个字，都使妻子升起重击他的冲动。

（她穿通他的腿不让他离开她，她的警告她的各种手段，都是可以理解为她所代表的那重力量对他施行的报复，而报复之下又是她不可挽回的悲剧性的“想重新结合的冲动”）最后，丈夫制服这种报复的唯一方法是掐死她。

反讽的高点更在于，在掐死她的前一刻，她寄生到他身上，他感受到妻子的恐惧，他意识到了他眼前的这个女人到底意味着什么，是因为如此，他才去掐她。

他走过森林的灵魂，就像妻子的灵魂。

被屠杀的女性的身体浮出地表，攀于枯枝之上。

女性的身体不断驱逐入伊甸。

而失去性具的他，带着她的影子离开了伊甸。

终于这是否为一种变形的合体？

还是一个最终的分裂？

终于“他”是否是末日的他，还是新生的他？

他去向哪里？

电影止于此。

最终这个电影献给塔可夫斯基，我想导演不是吹的。

PS，本文仅供某人作细节参考用，对于一些哲学宗教意义上的辩证思考，一律不知所措地掠过。

等待批评。

另有详细影评见：http://toowoman.com/archives/301

《反基督者》截屏大地，难道这不是你的期望：在我们心中不可见地复活？

——这不是你的梦想，一次不可见的存在？

大地！

不可见！

——《杜伊诺哀歌》乍看之下，《牺牲》与《反基督者》是两部画面风格与叙事结构不甚相同的影片，但其在文明与毁灭、理性与疯癫的主题上，却有着同构的对照。

我认为《反基督者》的片尾字幕——“献给塔科夫斯基”是冯·提尔对老塔的一种既戏谑又继承的“致敬”。

在两部影片中，皆出现了房屋这一意象，可以说这是两部影片各自最重要的“大意象”。

在某些主题方面，这两座房屋有着同样的指涉，如现代文明给人的庇护、技术理性与自然的对立等，但在视觉呈现的美学上，却是两条不同的路径。

本文的主要论点是：这两座房屋在两种几乎相反的视觉呈现上，共同探讨了一个议题：人对自然的控制，最终反噬自身，解决之道只有人类自身的“献祭”。

这里的“人”泛指理性主体、现代文明与科学技术。

“自然”指神秘主义、生活世界与“前人类”的大自然。

而“反噬”导致的“献祭”可直接联系于《牺牲》中最后的“牺牲”，也可认为是《反基督者》结尾男主角对自然的“献祭”。

这一牺牲或献祭建基于稳定的大地之上，我称之为“大地美学”。

以下详述各观点。

大地，涌现着的神圣作品“大地”（Erde）这一概念借鉴自海德格尔。

在他的观念中，大地是一种稳定的庇护场所，存在（Sein）安详地栖居其中，但这一封蔽的维度在（艺术）物的“中介”下，呼唤着天空，也连接了人与神，世界（Welt）从中涌现了出来，最终在世界与大地的争执中，打开了“去蔽”的真理维度，而这一切又反身沉入大地中，作为隐匿的涌现。

这在海德格尔后期由“器具”转向“作品”，并以希腊神庙为例的论述中，有着充分的体现。

本文所用的“大地”，也即里尔克与朗西埃意义上的再现不可见之物的物，言说着禁止言说之言的物。

海德格尔在论述作品这一涌现着的隐匿时，用了献祭（heiligen）一词：“在建立作品时，神圣作为神圣开启出来，神被召唤入其现身在场的敞开之中；在此意义上，奉献就是神圣之献祭。

”——《艺术作品的本源》齐泽克在论述《牺牲》结尾的燃烧之屋时，认为这一人类的自我献祭是在与大他者的游戏中的原乐维度（也即求死欲的一面），但这一游戏是虚幻的、非建构的，是匮乏的本真维度。

抛开齐泽克论述中所谓老塔是否成功地“穿越幻象”不谈，重点谈谈大地与牺牲在影片中的视觉呈现与美学维度。

不过齐泽克所发挥的拉康之原乐概念对此叙述有所帮助。

轻盈的沉重——《牺牲》中的燃烧之屋《牺牲》结尾中的房屋作为一个作品，即一个物，原本是作为人造建筑稳固地建基于土地之上，这时已有了海德格尔所言的世界的涌现，因为在老塔的场景中，广阔平静的海边，空旷寂寥的草原上立着的这座小木屋无疑是一件艺术作品，但老塔不甘心于此（或是我不甘心），他要让它燃烧，让它烧光，让它燃烧掉一个6分钟的长镜头，于是这一稳固的隐匿之物在此“献祭”自身，火焰与烟气从大地上升腾而起，天地连为一体，神圣就此临显，重降于这一大地之上。

《牺牲》截屏诚然，它不再稳固，因为在燃烧殆尽后，这座脆弱的房屋轰然倒塌了，这是纯粹的解构，纯粹的崇高，也是纯粹的死欲。

但随后结尾处的一个场景重现了影片开头那座完好的小木屋，于是这一燃烧中的轻盈通过现象学式的时间统合，重新沉入了稳固的大地中，显然此时的稳固已非“绝对稳固”，而是在燃烧与倒塌之后，在重量与轻盈、大地与天空的斗争后，涌现着世界的稳固，解蔽着自身的稳固。

这一稳固自然离不开老塔的镜头运用与场面设置。

开头10分钟左右的广角长镜头将大片的草原与海面囊括其中，一位老男人正将一棵小枯树扶正，一位小男孩从左侧入镜，一位骑自行车者入镜，随后三人一同往左侧行走，镜头开始缓慢且平行向左移动，随后再次停住，此时画面剩下大片的草原。

结尾处再次出现开头时的场景及运镜，只是最终镜头停在了那颗枯树上，并缓慢上移，映衬出反射着斑驳阳光的灿蓝海面，全片完。

结尾将涌现着的稳固隐匿于那颗轻盈向上的枯树上，侧面印证了上述的房屋燃烧过后的斗争着的稳固。

《牺牲》截屏于是在房屋倒塌后，即人类的理性、科技与文明等一众事物倒塌后，献祭完成，但由于老塔一贯在视听语言运用上的稳重以及结尾的回返，影片中的稳固并非被解构，而是形成新的建构，重新置入作品中，即海德格尔意义上的物中。

于是房屋便获得了自律的艺术物的地位。

在谈及现代世界中的技术问题时，海德格尔将技术其称之为“座架”（Ge-stell），作为座架的技术将自然作为客体设置于人类面前，使世界成为“图像”，并遮蔽诗意（即真理）的可能性，最终将反身控制人类。

在全球化及“唯速度论”的当今世界中，科技便是这一体现，生物科学是其中一个极端例子。

人类如何得救？

老塔在电影中通过亚历山大之口说了这样一段话（这段话是人物直视着镜头，向上帝的一番宣言式的忏悔）：“这之后，再无胜者或败者，没有城镇、草地和树木，井水枯竭，天空再无飞鸟。

我可以献出我的所有，离开心爱的家，毁掉房屋，放弃我的儿子，我将从此保持沉默，不再说话，我将放弃生命中的所有，只求您让一切恢复原貌，像今早或昨日，让我摆脱这致命的、野兽般的恐惧吧，是的，一切！

”从结尾的“复归”，从那位孩子浇灌着“生命之树”，以及以上这段话来看，此片并非齐泽克所言的“最终以戏谑的方式破坏了自己的意识形态计划”，或是一种虚妄的本真原乐维度。

而是通过台词、剪辑、镜头运用以及场面调度，老塔重建了昨日的“乡愁”。

更大胆的表述是：人类摆脱科技的控制并向自然赎罪，以缓解自身危机的方法便是“回到过去”，在新的历史节点上“回到过去”，用返现的目光“回到过去”，从未来的维度上“回到过去”。

这才是真正的“牺牲”。

影片结尾处，女人骑自行车追逐着那辆收容着疯子亚历山大的救护车，而那位失语的孩子平静地斜躺在刚浇灌完的树木下，开口说了第一句话：“太初有言。

”无脸之女与最终献祭——《反基督者》中的密林之屋与《牺牲》不同，《反基督者》里的木屋倾向于大地的另一维度，即稳固的对立面——涌现。

由于失子导致精神创伤的妻子在接受作为心理医生的丈夫的治疗时，丈夫问妻子最恐惧什么，妻子回答：可以没有恐惧的东西吗？

随后在丈夫的“强迫”下，妥协道：森林。

丈夫接道：奇怪，你最喜欢的就是往森林里跑。

是哪座特定的森林吗？

妻子答：伊甸（即有伊甸屋的那座）。

随后丈夫在纸上画的妻子的“恐惧金字塔”顶端打上问号，而在第二层写上“伊甸屋”，第三层写上“森林”。

之后，丈夫通过“暴露疗法”让妻子走进森林，不要立刻躲进屋子，而是体验这种恐惧。

妻子在想象性的镜头中逐渐融入林中草地，与之一色。

在几次实景性的暴露治疗后，妻子不再对森林恐惧，但她的精神症不减反重，已达到癔症的程度。

于是一向自鸣得意的精神分析师丈夫屡屡挫败，他在先前纸上画的“恐惧金字塔”顶端问号处写上“自然”（NATURE），而后划去，再写上“撒旦”，划去，最终写上了“ME”（妻子自己），随即被发狂的妻子从背后击倒。

《反基督者》截屏在这种反复涂改的书写当中，妻子的主体性渐隐于自然中，她只能恐惧自身，因为她就是大自然，狭隘地说，就是那片森林。

这在之前列车窗户玻璃上闪映着的妻子惊惧的面庞与窗外飞速而过的森林融为一体的镜头中充分表述出。

于是妻子-森林-神秘自然与丈夫-木屋-理性主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组。

有趣的是，这同时也是病人与医生的对照，反理性的妻子最先反的就是丈夫，即反精神分析。

“现代心理学对梦没兴趣。

弗洛伊德死了不是吗？

”这句话便出自妻子之口。

在这一对照组中，唯一可疑的或许就是木屋这个摇摆不定的意象。

无论从佛洛依德梦的象征符号来说（即屋子表征女人，进入屋子即插入），还是影片的视觉与叙述来说（即屋子作为妻子长期写作的庇护之地，也阻挡了她对森林的恐惧），木屋或许都站在女性一边。

然而，木屋作为一个人造物，相对于流动的、潮湿的、外展的丛林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坚硬的、干燥的、挺立的“阳具”，再加上屋子里的各种书籍和论文稿纸等人文物品，它无疑又变为丈夫一方的“理性主体”。

正是屋子的这种模糊意象使得它呈现出一个向森林涌现的姿势。

在“反理性者”妻子用铁锤“阉割”了丈夫的阴茎，并拴住了丈夫的脚之后，她开启了对丈夫的全面施虐，丈夫也由作为“理性主体”的精神分析师沦为受虐者、残废者与被阉割者，“自然”开始反噬人类主体。

清醒之后的丈夫拖着残废的腿挣扎着匍匐出屋，躲进森林里的一个树洞。

后被妻子发现，带回屋子，而找到扳手的丈夫将腿上的镣铐旋开，掐死妻子。

最后在木屋旁堆起柴堆，将妻子烧死。

《反基督者》截屏精神分析师最终用普罗米修斯式的火烧死了非理性的病患妻子，这一仪式呼应了前现代社会宗教对女性的迫害，即认为女性身上充满巫术与邪恶。

然而这却不是最终的“献祭”。

最终的“献祭”发生在影片终章：在终章之前的一个俯拍镜头里，丈夫拄着拐，拖着残腿缓缓走在森林中，而后出树丛里影现出大量的、唯美的裸体女尸。

在终章的最后一个镜头中，丈夫看向下方的缓崖，一众面庞模糊的女性向他走来，镜头视点切换到崖下，这群女性逐渐占据了整个崖壁，背景音乐正好放到“我渴望自由”一句。

这便是最终的“献祭”，即在“杀死”并“烧毁自然”后，自然的自我复活及全盘报复。

这是一种温柔的致命“报复”，这是真正的“反基督者”。

男主在见到这些女子之前，眼前又影现出了三乞丐：狐狸（痛苦）、乌鸦（绝望）与鹿（悲伤）。

妻子说每当出现三乞丐时，便会死人。

在妻子死之前它们便出现过，那么这次的出现，是否会使丈夫死去？

代表人性（nature）的三乞丐作为某种“大他者”，通过“欲望/情绪机器”的生成，完成了对理性主体乃至人类的“非人化”，加上跛脚的丈夫与无脸的众女，大地开始摇晃。

木屋已消失在这最后几个与片头相呼应的黑白镜头中，比起《牺牲》，这几个镜头的构图稳定度、与被摄对象的距离、运动强度与切换频率更倾向于坚硬木屋外的湿密丛林，倾向于大地向神圣世界的涌现，倾向于理性、技术、文明与人类主体被自然、神秘、死亡与崇高淹没。

大地在不可见中复活自己，并将自己向神与世界敞开。

（本文原载于公众号“木本杂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