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电侠第七季

谈标题所言的问题前，还是先夸夸电影的优点吧。

（一）相较原小说，电影《长安的荔枝》在部分情节修改和细节加工方面，做得还不错。

譬如，小说中李善德最后一次带着队伍从岭南出发后，由于一直打前站，叙事以其主观视角展开，所以我们不太清楚从岭南启程的浩浩荡荡的队伍最终抵达长安时怎么就剩下了“一骑”，马伯庸只是一笔带过：“九成九的荔枝由于各种原因中途损毁了”；而电影交代得非常清楚：八个驿站逃驿，导致大部队停滞解散（小说中逃驿的只有黄草驿一驿），鱼朝恩最后关头又派杀手追击，使得转运队除李善德外全军覆没。

从解释“一骑”的角度出发，电影的改编思路是对的。

马伯庸的交代不仅过于省略，仔细想想还有漏洞：任务到最后有了杨国忠银牌的加持，先前互相推诿的各部门已然通力合作，在人力、物力、资源配置皆到位的情况下，“以朝廷近乎无限的动员能力”+李善德的大数据精算，按道理讲：这最后一次转运是不会耗损“九成九”的人马的——电影给出了详尽原因，而原著中一驿的损失明显不够。

荔枝抵达皇宫后的桥段小说中也没有，电影添加的还不错：镜头跟随被精心摆盘的荔枝一路端到皇帝和贵妃面前，但这耗费了无数心血和生命的荔枝，贵妃一口都没吃，它跟其它被精挑细选的皇家贡品摆在一起，显得毫不起眼——真是“上面一句话，底下跑断腿”，可到头来，原来上面并不在乎曾说过的话。

这无情一幕所展现的批判力度还是很到位的。

此外，电影加强了对百姓困厄、人间疾苦的描绘。

原著中，李善德怒斥杨国忠时转述的“民生艰难”在电影中变得直观可见：除了对黄草驿村民生活的预先铺垫，李善德第一次从长安出发时，镜头就给到了饥肠辘辘的逃荒群众和走投无路的山林盗匪。

看来大鹏还是能弄明白这部小说最大的批判对象的：这个剥削民众、只为一人的皇权体制。

正因如此，电影增强了对原著中饱受欺辱、生而为奴的林邑奴的刻画，加了很多他和李善德之间的善意互动；相应的，胡商苏谅和峒女阿僮的戏份则有所删减——代价就是相较林邑奴，这两个角色的塑造都过于扁平。

再看画面细节方面：剧组显然在刘德华饰演的杨国忠身上花了不少心思。

我印象较深的是杨国忠殴打李善德使用的“武器”居然是禅杖（小说中为月杖，打马球用的），讽刺意味昭然若揭。

还有一幕，杨国忠听到鱼朝恩宣读圣旨时从偌大佛像的眼睛中现身：他就是“佛眼”，整个招福寺的出家人跪拜的其实是他——也就是权力。

纵观全片，还是该为大鹏的勇气点个赞：李善德怒斥杨国忠的那些话包括安史之乱爆发后的情节，依惯常经验，我本以为电影会给予一定的“软处理”，但影片最终呈现出的内容，与原作相比几无改动。

以上是对电影《长安的荔枝》优点方面的总结，但可惜的是，这些优点只存在于个别段落和镜头设计中。

总体而言，这部电影的节奏（节奏过快并非节奏合理）、人物（李善德高压焦灼的精神状态和绝地反击的心路历程）和任务（一波三折的艰难险阻和不断调整的计划迭代）都没处理好——这和原作的体量有一定关系。

马伯庸的小说，扩充成几十集的电视剧必然会“水”；而要改编成两小时的电影，其人物和情节线又未免太多了——虽然剧组已经删掉了一些角色（韩洄和高力士），但又添加了不必要的角色：如宋小宝饰演的只为提供廉价笑料的算命师和魏翔饰演的苏源（都是原著中本来没有的角色），暗恋阿僮、频繁唱歌示爱的香蕉园果农和杨幂的“大逼兜”贤妻人设在我看来都是毫无必要的。

若能删掉这些无关紧要的角色，将花在上面的时间分摊给另两位主角（苏谅和阿僮）并着重刻画荔枝转运方案及保鲜思路的酝酿至成熟过程，成片效果会好很多，观众也会更加共情于李善德的百折不挠和聪明才智。

其实原著中详细介绍的转运方法和保鲜方式（分枝植瓮并盐洗隔水）电影也拍了，但呈现的实在太仓促，没看过小说的人甚至会反应不过来。

如果说小说对任务从出现到最终完成的过程描绘有点“头重脚轻”（李善德的内心危机和颅内演算很详细，只有“一骑”抵达长安的结尾很仓促），那电影的改编则恰好反过来：有点“头轻脚重”——为照顾三幕剧结构（交代-危机-高潮），电影将小说中部出现的“暗杀桥段”置于结尾并拔高规模：一场惊心动魄的动作戏符合“最后一分钟营救”么。

先前讲过：从只剩“一骑”的角度和片尾需要场高潮戏的戏剧逻辑出发，这场动作戏的添加是对的；但要从原小说所展现的大唐官场逻辑看，这场戏的出现又完全不对。

（二）为什么不对？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必须先搞明白：《长安的荔枝》小说中展现的官场逻辑是什么？

是那句著名的“和光同尘，雨露均沾，花花轿子众人抬”么？

是。

但这只是最表层、最浅显的逻辑。

我在上篇文章中谈到了小说中未言明的大唐官场的真正逻辑：在一个“取之于民、用之于上”，以天下奉一人的皇权社会中，整个官僚系统都是围绕着皇帝一个人的需求打转的。

这时就会出现两种情况——1、当皇帝的任务不靠谱、皇帝的需求不可能被满足时，这任务就会成为一道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催命符”。

基于保命避祸的人性起码本能，这任务就会被“层层下压”，直到压在最“下”的那个人身上——九品芝麻官李善德是大唐官僚体系中最底层的存在。

他身后除了“民”外，已经没人了。

不压给他压给谁？

2、可当皇帝的任务有了眉目、皇帝的需求可以被满足时，这任务又会成为一道人人都想争一份的“香饽饽”。

基于谄媚升迁、一步登天的欲望野心，这任务就会被“层层上夺”，直到被最接近皇帝、最靠近核心权力圈的大人物夺走——小说和电影中的杨国忠，就是这样一个人。

从“层层下压”和“层层上夺”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况就能看出：如果皇帝的任务被使绊、被无视只可能出自一种情况：就是这任务根本“不可能”且只停留在小人物手里时——这也是为什么当李善德研究出荔枝转运+保鲜之法时，还会被中央各部委踢皮球的原因：他虽然提出了方法，但由于那会儿的他依旧是个小人物，他说的方法就“不配”成为方法，所以这任务仍被视作“不可能”。

而当李善德的方法获得了杨国忠的背书，那他的方法就是方法了，这任务也就即刻成为“可能”了，所有人必须听命。

在一个“只为一人”+“官大一级压死人”的体制中，绝对不会出现的一种情况就是：当皇帝的任务有了可能且被大人物接手后，这任务再被无视跟破坏。

不如想想岭南经略府前倨后恭的态度：何履光先前敢于粗暴对待李善德，是他自认这任务绝无可能且这任务目前只有李善德负责；可当李善德返回长安、转运之法已然成熟且任务已跟杨国忠有关时，他一区区地方高官还怎么敢不乖乖就范、全力配合？

说到这儿你就该明白：电影中描述的当鲜荔枝即将运抵长安，鱼朝恩仅仅出于气愤（被杨国忠当面暗讽）便派杀手在长安城外狙击李善德的一幕是绝不会发生的，这情节太想当然了。

既然影片设定是鱼朝恩的权势不及杨国忠（片中鱼见杨自称“奴才），杨国忠一介入他便认怂并将任务拱手相让，那他后来又怎么敢去破坏这一被杨国忠揽走的任务？

——须知此刻皇帝和贵妃正等着吃荔枝、朝廷上下都知道李善德得了杨国忠的银牌且都参与了荔枝转运，鱼朝恩是吃了熊心豹子胆，敢把这事儿搅黄？

这完全违背了“以天下奉一人”和“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政治逻辑。

杨国忠前脚没走几步，鱼朝恩竟公然对手下说：“我看这荔枝就别到长安了”——电影所展现的高层权斗，太小儿科了。

我明白编导的想法：鱼朝恩不忿功劳被杨国忠抢走，想捣毁任务好让杨国忠在皇帝面前丢脸甚至被问罪。

但这完全是不可能的：就算鱼朝恩杀了李善德、毁了鲜荔枝，杨国忠没嘴么，他不会调查么，他不会跟皇上解释一切么？

——那你鱼朝恩还怎么活。

何况鱼朝恩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离长安近在咫尺的山上痛下杀手，这么拍“戏剧冲突”是有了：可这么大的动作、这么近的距离，一旦走漏消息或有一人漏网，鱼朝恩此举都形同自杀。

虽然“派杀手”的情节原著也有，且出自级别更低的何履光之手，但结合先前论述，我们对比一下这其中的微妙区别：1、何履光派出杀手时，任务还只在李善德一人手里，既无大人物背书，更没惊动朝野各部门，何履光只是恐惧一旦小人物干成了这事，皇上会怪罪他这个地方官办事不利；2、何履光是趁月黑风高夜的晚上悄悄动手，书中写道：（赵辛民）“只消调遣节下一支十人牙兵队，尾随而行。

一俟彼等翻阅五岭之后，便即动手，伪作山棚为之便是。

”（何履光）：“不成。

等快到虔州再动手，便与岭南无关。

圣人过问，便让江南西道去头疼吧。

”——看清没，就算皇帝的任务处在“不可能”阶段时，官员能做的也仅仅是阳奉阴违的甩锅嫁祸，而不敢明目张胆地破坏。

像电影中那样：何履光在众目睽睽下大张旗鼓捉拿李善德，其实都不太可能会发生。

勉强替剧组“圆”一下的话，这一幕还能解释成：反正那会儿李善德还没几个人认识，更没大人物当靠山，何履光就算将他抓了杀了，大不了事后再将当时围观的百姓也全杀掉，此消息就不会透露、“烂”在广东了。

但在李善德已然成为“大人物”、朝廷上下都参与进来且任务即将成功的情况下，居然还有人敢去破坏这任务，绝无可能——莫说鱼朝恩的势力不如杨国忠，就是鱼朝恩的权势超越了杨国忠，都不可能。

在此还是建议大家去读原著，看看真正的高层政治人物是如何争斗的。

首先，他们都不会像片中人那样去说话。

鱼朝恩绝不会说：“你就随便找个老实人坑”；杨国忠也不会当面嘲讽政敌：“这‘鱼’大得有点碍眼”。

这个层次的人，不仅不会把话说直说透，就是真斗起来也不会亲自出面。

小说中展现的权斗过程是这样的：吃岭南荔枝这点子是高力士为讨好皇上和贵妃提出的——任务层层下压到李善德这——在李善德酝酿出详尽的转运方案后，功劳被鱼朝恩“截胡”——高力士不满同为宦官的鱼朝恩借此事坐大势力，授意李善德去找杨国忠——小说中，鱼朝恩虽属杨国忠派系，但以杨的身份和地位，这功劳给李或给鱼都无所谓，但杨倾向于有实干经验、算法出众的李善德更能促成此事。

与此同时，高力士的面子也必须给，于是杨国忠将银牌给了李善德，等于将一部分功劳归于自己——荔枝送达长安后李善德和杨国忠翻脸，本来李善德必死，但高力士借陪皇上贵妃会见群臣百姓之机对李善德遥遥“一指”（意思是这事儿是他高力士找这个人办的）——李善德获得皇上赏赐，捡回一条命。

从始至终，李善德都是被高层随意拨弄且不明就里的棋子。

原著中的权斗过程比较复杂、更贴合历史实际，更多采用心理描写和间接描述，难以用画面交代。

本着让观众看懂的原则，电影将三个高层（鱼朝恩、杨国忠、高力士）减为两个并让他们处于明显的剑拔弩张、势不两立的敌对关系也能理解。

但如此一来，它将讳莫如深、波诡云谲的帝国高层政治处理得形同儿戏。

刘德华的表演，给我一种他还是《江湖》中那个黑帮大佬的感觉，虽然严格说起来，杨国忠这票人也算“黑社会”——可那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黑社会。

杨国忠除了被李善德顶撞后气急败坏的一刻，平日讲话都不会太大声的。

所以当李善德提到苏谅愿意报效、转运不劳朝廷花钱时，刘德华那声“胡闹！

”的台词就没说好。

——他不应当喊出来，而该若有所思、语带敌意+不屑地将“胡闹”轻轻吐出来。

堂堂宰相为一个拎不清自己位置、斗胆想动“朝廷利益”的商人动气，怎么可能？

在杨国忠心中：李善德、苏谅这些“蝼蚁”都是白痴，他们压根就不明白帝国的游戏到底是怎么玩的。

（三）最后还想讲一点：安史之乱后，李善德边吃荔枝边痛哭流涕的情绪太过了，我相信有些观众可能都不太明白大鹏在哭什么。

我来解释一下，剧组的意思是：作为一个从小励志到长安生活、“当差一丝不苟、力争长安户口”的人，家园的毁灭意味着青春和梦想的破灭。

所以在李善德哭泣时，镜头给到了长安城、楼盘模型和杜甫诗集被焚烧的画面。

但这想法其实挺肤浅，原因在于：人的思想认知和精神觉悟是递进式的，人不会在对一个“更大的世界”感到绝望后，又反过头去怀念一个“失落了的小梦想”：李善德的青春和事业早在上林署日复一日的繁重工作中就被消磨殆尽了，在成为荔枝使前，他的“长安梦”就仅仅衰退为能“在长安有个家”，而接下来四个月惊心动魄、九死一生的经历，使他的认知在原先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不只是他自己这辈子没希望“融入”长安了，而是整个大唐、这个帝国都没希望了。

安史之乱爆发的消息，恰恰印证了李善德“国家无望”的想法是对的。

所以这消息带给李善德的，应是种“果然如此”、万事成空的虚无感，而不是家园尽毁的悲伤感——李善德一年前就看透了这个世界，所以才奋起反抗，哪怕为此失去长安人的身份；可如今，连他奋起反抗的这个世界的始作俑者：圣人都没了。

那他曾经的反抗还有何意义？

连对长安的主动放弃都失了意义，人又怎会为了长安陷落悲伤到难以自抑？

所以大鹏最后的情绪不仅过度，甚至是不对的。

关于这点的详细讨论，请参看上篇文章《长安的荔枝》的书评：李善德的人生曲线：从小镇做题家到虚无主义者

马伯庸是理科出身，这个故事也是理科生的故事。

小镇做题家李善德考上北大数学系，毕业后考公做了公务员，没想到清水衙门真的是清水，工作了二十年还没买上房，最后在佛系银行和房产中介的双双诱骗下，买了一套回龙观住宅。

李善德月薪九千，但房贷有两百多万，北京居不易。

这天政府搞了个科研项目，他以为是个好事，结果发现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扯远了，我们还是说回唐朝。

马伯庸的理科思维体现在这个故事里就是：如何能在唐朝这种技术、交通都极其有限的环境中，把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的荔枝从岭南送到长安？

Google地图显示，广州到西安，公路距离1626公里，三千里地。

古代马的速度大约一天八十公里，则需要二十天才能到达。

如何在现有的条件下完成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是这个故事的戏眼。

本质上，这是一个地球上的《火星救援》，唐朝版的《挽救计划》，我把它称之为古代科幻类型片，即我们现代人轻松能做到的事情，放到一个技术更低、时间更早的年代，那时候的人们会怎么做。

于是本剧中激动人心的环节都是技术的胜利。

李善德发明了AB test（甚至是ABCD），做了实验组和对照组，为记录实验结果而发明了Excel，甚至是Gantt Chart的项目流程管理图。

这才是技术干部的伟大胜利，是我们小镇做题家的荣耀时刻，如同《火星救援》里的马特·达蒙种出了土豆，《挽救计划》里的宇航科学家找到了和外星人的对话方法。

可惜，电影没有集中在这些实验、论证、失败和成功的情节上。

马伯庸为了让书篇幅长一些，加了政治斗争和忧国忧民的情节，而电影为了观众市场，又加了武戏和感情戏。

这就使这部电影看起来像三部电影：一部唐朝科幻，一部主旋律，和一部武打片。

政治情节是为让技术部分更丰满，这个能理解。

但如果能把林邑奴的情节全部去掉（这段书里本来也没有很大篇幅，电影加上也不够时间叙述），船上和路上的打戏去掉，而把重点放在唐代全国水陆交通和荔枝运输实验的得失上，李善德最后孤单英雄单骑送荔枝进大明宫，身后飘着木棉花瓣的高潮场面一样能用上，而我们小镇做题家观众会觉得更好看。

比如，我很想知道，为什么全水路比陆路的荔枝坏得更快？

和海风和湿气有关系吗？

走陆路的话，广东往北只有一条梅关道，翻过大瘐岭就是赣州，直到我的家乡吉州，大家都可以吃到新鲜的荔枝，江南西道功不可没。

但为什么之后往西走湖南从汨罗江到江陵要比走九江沿长江逆流而上要好呢？

建国之初就修了穿过湖南的京广线，而放弃了经过江南西道的京九线，也是这个原因吗？

联想到今日坐地日行八万里的高铁，这本该是个多好的古今地理公路统筹管理题材啊。

大鹏好，白客非常好，杨幂自从看过《酱园弄》之后对她印象改观了。

庄达菲不是一般的差，刘德华……就还是刘德华。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杜牧的诗也是想象。

但他想象得妙，短短二十八个字，长安回望，千门次第，妃子一笑，无数个意象成了千年经典。

这部电影最遗憾的是没有拍出山顶千门“次第”开的场面。

虽然宫门为李善德打开了，“无人知是荔枝来”也拍出来了，但站在骊山上，回望郁郁葱葱锦绣成堆，烽火中单骑而来，山顶的重重宫门为妃子的一笑而打开，本应该是这部剧的高潮，也是马伯庸从一首诗写到一本书的最初灵感来源，本来能用视听语言表述的美、肃穆、时代技术的悲壮凯歌没有表现出来，可惜。

全片以李善德视角展开，讲述一名九品小吏如何完成从岭南运送荔枝至长安的不可能任务。

开头几个转场，从初入朝堂“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登科少年郎，到案牍十八载的职场老实人，立住了李善德的人物形象，耿直不虚，勤勤恳恳。

直到莫名被卷入权宦之争，接下荔枝使的任务，故事才算步入正题。

电影前半部分时不时穿插一些小笑点，让人忍俊不禁，后半部分，当越来越了解李善德，他像是每一个历史里认真经营生活的小人物，像当下的每一个普通人，让人情不自禁同他共喜悲。

不出意外的话，他将在小吏的位置上一生默默无闻。

可命运的瓢偏舀起这捧清水，把他安在荔枝使的位置上，投入朝局的纷争中。

电影安排了两处大转折，一处是主角对做官的悟。

李善德在岭南几经奔波终于试出了一个可行的荔枝转运方略，他喜极奔回长安，却被各个部门推脱，无路可走时又被鱼朝恩抢功冤入狱中。

好友杜子美前往狱中告诉他和光同尘的道理。

李善德悟了，又得杨国忠的助力，却也卷入了权宦之争。

另一处转折在他对本心的坚持。

眼看荔枝转运要成，觥筹交错间也逐渐摸到官场之道，好不春风得意。

但进退之间有太多的不得已，不得已负得诸多好友，却也难换一隅心安。

护送荔枝路上，他失去了太多，护不住阿僮的荔枝园，守不住对苏谅的承诺。

他的心一直在挣扎，直到看到逃驿的账本，一瓮荔枝，承载了无数百姓的苦难和血泪。

在功名在即时，他还是那个耿直人，要把荔枝里面的利害与杨国忠陈明个清楚明白，这几月熬白了头发的他，像是十八年前城门前初入繁华的少年郎，一句为民做官入长安，半生劳碌奔波案牍忙。

最终圣人一盘绿李保住了李善德的性命，流放了岭南，是祸亦是福，正避开了安史之乱，而他听到长安沦陷的消息，只默默走到荔枝树下，吃了许多的荔枝，淌了许多难言的泪。

电影切入长安的闪回，他的好友杜子美尚在长安，从此风雨一生。

作为看过原著的人，真实感受到了电影本身的诚意，它实实在在地抓住了原著的精神内核。

原著人物伴随故事深入逐一登场，不时出主意的杜子美、交于利成于情的胡商苏谅、荔枝园爽言爽语的阿僮。

镜头语言细密无一处闲笔，每一个人物都写尽了历史中小人物的底色，扣住了小人物穿针，大历史引线的叙事节奏。

当电影片尾曲响起时，曲意正呼应杜子美《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的：“安得广厦千万间，风雨不动安如山，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多少文人志士身抱横渠四问之志，想成就一番理想与事业，可时势难为，历史的一粒沙，落在个人身上便是一座山，最终也是劳劳碌碌无留痕，个人的力量在历史的浪潮里是如此微弱。

但电影和原著故事想说的并不是这个，而是一骑红尘下的万家灯火，是稚子昂首念出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电影原著作者马伯庸老师也在今天的见面会上分享了他对于历史和个人的想法，他先说了一个关于砖块的故事。

在曹操宗族墓群考古中，出土了一块公元170年的砖块，刻了一段工匠被压榨后充满怨气的话语：“王复！

汝使我作此大壁，径冤我，人不知也。

但抟汝属，仓天乃死......”，其中“仓天乃死”与14年后的黄巾起义口号仅一字之差，可见底层民众之苦已久，一句怨语更似乱世将至的预言。

一个人的声音融入到千千万万人的声音里，便成了势。

宏观历史的不可抗并无碍于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作为普通人，仰不怍于天，俯不愧于人，过好自己的一生便已是不负此生。

诸多水滴聚流、汇江、成海，最终成就那滔滔的历史大势，如何不能说作为水滴的我们与时代、历史同呼吸共脉搏？

1.杨幂除了在片中扇巴掌，实在担不起煽情的重任，角色扮演很无聊2.白客饰演的商人，只给人一种傻乎乎的感觉，并没有给人一种兄弟情长、义薄云天的感觉，所以后面大鹏背叛他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感到伤心，毕竟当时他对大鹏也只是用做生意的态度来对待，只是想完成自己的梦想3.庄达菲饰演的女主，在家里种的树被砍的时候，完全没有演出来那种撕心裂肺，哪怕拿着刀上去捅，都没有给人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感觉。

另外，为什么她不喜欢城人谈生意？

仅仅是为了表现她比较淳朴嘛？

4.张若昀饰演的杜甫意义何在？

仅仅是为了后面出现杜少陵的诗集吗？

感觉这个角色哪怕不是杜甫，也依然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5.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那个小孩儿，肯定不是李白，因为“长风破浪会有时”出自李白的《行路难·其一》，写于公元744年，李白当时43岁，所以，这个小孩出现，只是为了后面展现长安被破时多少有希望的孩子丧命战火吗？

6.踢皮球的那一段，是不是与历史不符？

毕竟大家都知道蹴鞠是宋代的东西，当然这个片子很多地方都不符合历史，毕竟不可能让他一个人去取荔枝7.里面的各种明星大腕是真多，连贾科长都来客串。

8.开心麻花的人也来了不少，有些片段 感觉大鹏在模仿沈腾，这片子要是沈腾来演肯定卖得更好😂

“长安的荔枝”是个偏正词组，遵循常规的语法结构，它的主体成分是荔枝，长安只是作为修饰的前缀。

但看过这故事的人都知道，荔枝，其实原本与长安无关。

试图改写这份无关的、试图在无关里强行建立相关性的，不是荔枝，而是长安。

与其说是荔枝受宠若惊地趋向和靠拢了长安，不如说，是长安偶然看见和想到了荔枝，是长安蛮横地占有和收编了荔枝，是长安不可遏制地要把荔枝纳入自己野心四溢的餐盘，是长安妄图用违背天然的方式、持久地保留荔枝的天然。

那么好，真正的主角浮现，真正的主角不是荔枝，而是长安。

主动权一直不在荔枝这里，主动权一直在长安那里。

控制权一直不在荔枝这里，控制权一直在长安那里。

长安试着用荔枝来证明自己的盛大和不朽，但最终，电影拍的是荔枝所烛照与透视出的长安，是被小小荔枝所戳破的、所揭穿的长安。

荔枝像一个钻孔与一把尖刀，足以破开与窥探出所有关于长安的昏聩、傲慢、虚伪、狰狞和凶残。

但操作钻孔和尖刀的依旧是长安，是长安亲手启动了对自己的戳破和揭穿。

它带着一些很商业化的基因、一些肉眼可见的卖座元素，比如屌丝逆袭，比如废柴联盟，比如异域风情，比如闯关打怪，比如倒计时的紧张和无中生有的破局，比如政治斗争的棋局上小人物的缝隙求生，比如前倨后恭，比如快意恩仇，比如最后一分钟营救，比如深藏功与名的远走。

但这样的电影，最怕最忌讳的就是自我庸俗化，就是主动上赶着拍成了“机智勇敢、百折不挠、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抱定信念和时间赛跑、把不可能变成奇迹与荣耀”的励志剧，拍成了“今天我充当替死鬼孤身远走，明日我总揽大权王者归来”的复仇爽文，拍成了算学小吏到荔枝大使的盛唐版杜拉拉升迁记。

甚至，拍出大鹏最擅长的职场黑色幽默，拍出甩锅、顶缸、踢皮球、层层加码、“上边动动嘴、下边跑断腿”的当代社畜魔幻体验大全，也是不够的。

这个电影必须拍出的，是这一切背后的荒谬、绝望和虚无，是只求片瓦安身的良民如何被卷入了九死一生的腥膻，是官僚系统的乖张、冷血和愚蠢，是帝国的内耗和自欺，是一个灵魂怎样被体制所异化、扭曲和蚕食蜕变，是无限扩张毫无约束可言的权力肌体、怎样玩火自毙。

千顷良田、万里烽烟、百条人命、十方征敛，最后只是桌角一枚捻起又放下的谈资。

“我尝了一颗，也就那么个味儿”。

别忘了，最开始，也不过是偶然有个谁，向圣人说起了岭南的荔枝。

圣人其实没有当回事，圣人肯定没有当回事。

那些曾让无数人万劫不复的事，最初，都没有被当回事。

第一次来到岭南时，毫无疑问，李善德天真地以为，自己代表的是长安。

虽然他那时候很矬、很穷、很low、很弱，但他的心理结构是与长安同构的。

他来寻找、购买和运送荔枝的理由动机，也是希望能够在长安真正地证明自己，希望能让长安真正地接纳和收留自己。

不仅是他，那一刻岭南的大多数人，都抱有对长安的向往、至少是敬畏，苏谅在投资一个为朝廷效劳的机会，林邑奴想要去传说中人人平等的京城再喝一杯自由的酒浆，哪怕是热力四射无拘无束的蛮族少女阿僮，也天真地以为，荔枝园一旦变成皇庄，就能具备一个永恒生效的护身符。

第二次来到岭南时，毫无疑问，李善德已经理直气壮地，被赋予了代表长安的资格。

所有曾经能囚禁和摧毁他一生的东西，所有他曾经敬畏和奉行一生的东西，现今都会被他腰间那枚令牌击作粉碎。

但他目睹了这枚令牌的潘多拉魔盒效应，他目睹了令牌下的民不聊生与家破人亡，不对，他挂着令牌亲自开启了民不聊生，亲身参与了家破人亡，谁的家破人亡？

天下人的家破人亡，也是那些帮助过他的岭南人、那些曾经向往和敬畏过长安的岭南人的家破人亡。

当他发现，被长安所承认和加冕、被允诺成为长安代言符号的他，并不真正地快乐与满足，他的内心，已经从长安，位移向了荔枝。

这是我们经常犯的一个错误，我们总以为自己来自长安、奔向长安、服从和效忠长安、最终能够回到长安、并被封赏于长安，但其实，我们都只是荔枝。

你的格眼账本里装不下长安的计划，在那更大的格眼账本里，你自己也只是一条要被删除的烂账。

长安是圣人和贵妃的，长安是杨国忠和鱼内侍的，长安是刘署令和招福寺典座的，长安甚至是远居岭南的肥胖节帅的。

长安唯独不是我们的。

长安有时会偶然想起我们、用我们去装点自己，但更多时候，长安只是在践踏我们，砍伐我们，丢弃我们，嫌弃我们。

所以那一路上的夺命狂奔、赴汤蹈火、浴血相搏，与其说是李善德要把荔枝运向长安，倒不如说，他是在长安设置的关卡和长安安排的杀戮跟前，保护着他的荔枝、保护着和他一样微渺却拥有新鲜生命的荔枝。

所以你固然可以抒情说，比长安更不朽的，注定是荔枝，因为李善德远遁归隐种植荔枝的日子里，长安正在无可救药地走向安史之乱的灾殃，李善德手植的荔枝成熟的那刻，也是长安沦陷的消息传来当日。

荔枝似乎赢下了时间、赢下了历史的审判。

但这终归是创作者的自我安慰与自我打赏，因为长安沦陷后，还会有新的长安。

而荔枝再次成熟后，除了等待来自新的长安的新的征召令，再没有其它命运。

我们都爱荔枝，我们都爱那些远离长安的荔枝，但只要长安想起了荔枝，荔枝就始终只能是长安的荔枝。

一骑妃子笑，万古无人知。

作者信息：微信公众号：邵邵的私人书斋新浪微博：@聆雨子豆瓣&知乎ID：聆雨子喜马拉雅播客：“聆雨子的电影聊天室”小红书：“聆雨子的且行且读”

期待略高，逊于预期，但仍是一部可看性的商业电影。

电影通过一个九品小吏被迫去完成从岭南到长安五千里运送新鲜荔枝为贵妃祝寿这个不可能的任务，折射出封建统治下皇权欲望的荒诞、封建官僚系统的扭曲、系统性制度对人的异化、社会资源分配的畸形，结尾以安史之乱为注，盛世繁华下早已腐败不堪。

每一座巍峨大厦的崩塌都始于一颗不被在意的小小石砖的松动。

优缺点都非常明显。

内核与原著一致，李善德从被系统异化愚忠地不惜一切完成任务，到目睹百姓之苦个体觉醒与杨国忠对峙，最后归隐田园，整个人物的心理转变比较完整。

摄影配乐美术都很好，大鹏的表演也不错。

或许想在比较重的内核上做一些轻量的让观者不致沉郁的表达，所以前半部分运用了喜剧手法，将官场与职场对照。

李善德出身寒门，凭着考试和算术技能成为一名长安的小吏，兢业勤恳以为国为民为理想，但没有背景不会变通不谙所谓为官之道，所以一直是个小吏干着脏活累活，当上级争权夺利推诿背锅时才会被想起，古今相通的职场生存困局投射到现代社畜和普通人身上，极容易带入共情；但里面掺杂了太多诸如贷款买房的现代梗，笑果差强人意，且与后半部分对掌权者为一己之私欲搞得劳民伤财民不聊生的批判非常的割裂。

李善德为完成任务，运输计划的构思、试验设计的设想等等这些精彩的地方被略去；富二代傻儿子莫名其妙地从天而降施以援手，第二次不离不弃地挽救其于水火，以及最后一段吃荔枝涕泪横流，不明所以然很败笔。

人物塑造与表演方面。

大鹏的表演不错，始终觉得演员大鹏远强于导演大鹏；刘德华没什么发挥空间，中规中矩，但奸角很适合啊哈哈；杨幂的台词进步明显，但表演就勉强看吧，哭戏去对比一下大鹏在岸边等到白客的船时那个表演就知道差距是什么了。

不是偏见，天然的脸无论什么时候永远比雕琢过的脸在大银幕上有真实的呼吸的质感，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电视剧演员的脸在电影里没法看，并非丑而是没有真实的生动的质感，营销美貌的没有几个可以演电影的；白客的角色纯工具人，和刘俊谦的蠢奴一样，白白浪费了两位优秀的演员；庄达菲无论台词还是表演都好尴尬；另外，脱口秀和喜剧大赛的演员是承包了有喜剧元素的小配角吗？

在各种6分电影里刷脸，看出来了喜剧的饭真的不容易吃。

“规则永远为上位者改道，流程是弱者才要遵循的规矩”虽然个人对大鹏无感，他和陈思诚是一类导演，市场嗅觉敏锐，计算能力强，能抓到观众想看的点，所以他们的出品商业性都很成功。

但也因为太会计算与设计，他们的电影通常观感是想要的太多，广撒网，缺少一以贯之的作者性表达。

产品经理与创作者之别。

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刻？

平时兢兢业业上班，就因无法脱身之事请了半天假，一个会议没参加，就被塞一个谁都不愿意接的任务。

领导笑眯眯，拍着你的肩说 “这是我对你的偏袒和照顾，我相信你的能力”，其实只是完成了个人风险和责任丝滑转移。

当李善德发现，“荔枝煎”的任务变成“荔枝鲜”，挑战不可能的任务—要把岭南的新鲜荔枝送到五千里外的长安，大概就是这种窒息感。

从突然被塞任务到无人兜底的绝境，对应现代职场中 “临时接锅” “孤军奋战”的荒诞感。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这是如此相似的职业困境。

李善德的职场遭遇，像一面镜子照出每个打工人的日常。

先是背锅式接活。

长漂十五年，终于落户安家，贷款买了房，只求在体制内安安稳稳上个班，妻女陪伴，一生平淡如常。

没想到，锅从天上来，既然左右都是个死，那就作死了干。

后又陷入“资源困局”。

他拿着 “荔枝使” 的空衔，想要撬动岭南到长安的全流程资源，被各科室负责人以及地方官当皮球踢，老油条不留痕迹式的“懒政”行为，不拒绝，也不承接，只是互相推诿，拖延流程。

像极了手里没权、没预算，却要做出业绩的基层打工人，在推动跨部门合作时的寸步难行，是每一个打工人的日常无奈。

一个项目磨下来，产生的结果是KPI考核对人性的异化。

品品一个荔枝的背后，隐藏着的三层权力结构。

权力的顶端，是圣人不经意提起的一个小想法。

唐玄宗一句 “贵妃想吃岭南的新鲜荔枝”，无需制度论证，不必考虑成本，甚至不用顾及 “荔枝三日而色变” 的自然规律，就成为了这个国家必须执行的 “最高指令”。

权力的中层，以杨国忠、鱼内侍为代表的高层官僚，将荔枝转运视为政治工具。

他们不在乎李善德的死活，更不在乎老百姓的疾苦，只在乎能否借 “荔枝到长安” 巩固自己的权力。

权力的底层，李善德作为最大 “工具人”，利用“心算”业务优势，拆解不可能的任务。

丈量五千里路，把 “五千里长路” 拆解成 “多少里换一次马”“多少时辰换一次冰”，这种 “标准化操作手册”，是不是很熟悉，这不是打工人在项目管理时做的甘特图吗？

三层权力结构，层层压迫下来，形成了对基层工作人员个人价值的异化。

就像现代职场中被 KPI 绑架的打工人，个体价值被简化为 “任务完成度”。

当打工人天真的认为，可以用技术对抗荒诞。

这种执着，让其荒诞更富有悲剧性。

总以为‘专业能力’是职场的保命法宝，却忘了职场的规则从来不止‘技术’一条。

李善德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没被 “工具人” 的命运困死。

面对累死的驿马、被盘剥的百姓、高高在上却不近人情的指令，险中求生疲惫不堪的自己突然惊醒 ，为了这几个荔枝，牺牲那么多人的生活和生命，真的值得吗？

这一刻，这个小人物终于从 “任务执行者” 变回了 “人”。

我们为什么会共情李善德？

因为每个时代的小人物，都在经历相似的挣扎，都在为我们心中的那点“不可能”而狂奔。

既要在庞大的系统里求生存，又要努力的在生存里维系人的尊严和底线。

拒绝那份畸形的沉重，守住心里那点不肯弯腰的执拗，便是给自己的灵魂松了绑。

就像李善德最终卸下官帽，看似一无所有，反倒在烟火人间里，把日子过成了自己的模样。

这个结局，给了打工人一个出口。

也许我们偶尔推掉不合理的要求，即使会得罪人，但在深夜里，疲惫的自己，能松一口气，日子才能继续过下去。

原来对抗的尽头，从来不是非赢即输的较量，而是给 “做自己” 留一条温柔的缝隙。

在中国电影如今遭冷遇的市场环境，暑期档的几部大片一度被视作“救市之作”。

然而，即便是当前暑期档票房最高的电影《长安的荔枝》，上映七天也仅收获三亿出头的成绩，足以说明整个行业仍深陷泥沼，观众的热情远未真正回暖。

不过票房成功与否并不能证明质量本身的问题，私认为这部电影比起大多数同类型商业大片，还是足够优秀的。

影片改编自马伯庸的同名小说，与当下国产电影在主题上的偏好不谋而合。

如今的国产电影，几乎不会错过植入各类社会议题的机会：从原生家庭、校园暴力等私人化困境，到贪腐失业、体制崩塌等更宏大的社会结构病灶，层层铺陈，过分放大所谓的“社会痛点”，力求覆盖面广、共情点强。

在这样的背景下，《长安的荔枝》选择切入公务员的生存样态，算是少见的题材突破。

导演大鹏自《煎饼侠》《缝纫机乐队》等商业喜剧起步，逐步完成从搞笑艺人到作者导演的转型。

尤其从《吉祥如意》开始，他开始在影像中注入更多人文关怀，《保你平安》可以被看作这一探索的第一个完整成果。

不过，《保你平安》仍显稚嫩。

主人公是一位墓地推销员，为了维护亡者名誉四处奔走，甘冒违法风险。

片中不乏对网络暴力等社会现象的强行植入，叙事节奏屡屡为议题所让，仿佛唯恐观众读不出导演的社会责任感。

结合大鹏和柳岩此前在《屌丝男士》中被反复消费的男女话题，这部影片更像是一次迟来的自我辩解，或者说是一种对年轻的自己的赎罪。

他以旁观者的身份介入一场本与己无关的风波，为恢复女性声誉而作努力，但其个人英雄主义般大义凛然的正义感，却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观众的情感投射。

相比之下，《长安的荔枝》的成熟之处，在于拥有一个更完整、更具隐喻力量的文本结构。

主人公临危受命，被赐封为荔枝使，肩负着将岭南鲜荔枝以最短时间运抵长安的政治任务。

这本是一场注定失败的差事，却也因此让一个小人物的命运在倒计时中被强行卷入庙堂之高。

他奔走于实地调查与实验之间，周旋于官场之中，为一纸公文而四处奔告，最终却因同僚暗算而几近丧命。

昔日的好友在皇命当前不得不转身为敌，权力的逻辑迫使一切私人情感让位于利益计算。

观众得以一路见证他的成长，也因此，在片尾与右相那一场近乎于动作戏的对峙中，听到了久违的百姓之声。

影片虽借用了部分爽文逻辑，却没有沦为嘴炮胜利的道德神话。

它不像《毒舌大状》那样在最后一刻将对手一一感化，堕入一种伪宗教式的集体忏悔。

《长安的荔枝》的主人公依旧处于困境之中，他有才能却无背景，注定无法改变庙堂之高的运转逻辑，最终被流放岭南，身体被边缘化。

然而也正是在岭南这块朝廷控制力减弱的飞地中，他的精神获得了一方自由，恰如命运阴差阳错地安排，又似一种被动的智慧，背后隐含着某种关于命理的议题。

这种哲学意味，是与其对标的《年会不能停！

》所无法企及的。

片中对宗教也做出了罕见的讽刺与剖解。

和尚因房贷致富，编造合同，借机攫取不应得的利益；而当主人公的官职晋升，又立刻转身以“免贷”示好。

庙宇成为攀附权力的工具，神圣光环不过是一种政治姿态。

这让我联想到美国奴隶制时期，一名逃亡成功的奴隶所写作的《道格拉斯自述》中被刻画的奴隶主们。

他们虔信宗教，却对奴隶毫无怜悯，信仰与暴力并存，慈悲的口号成了统治的工具。

影片在这里点出了宗教与体制合谋下对个体精神最后一块自由之地的剥夺，刺得够深，收得也隐。

我很喜欢主人公观察地图时，对每一条路径的理性掌控。

路线的选择、距离的计算，每一个决策都与空间的重组相关。

在驿站逃役的情况下迅速切换线路，空间轨迹成为故事，身体的奔走成为情节的推动力。

这种空间感的调度，让观众在潜意识中与国家版图建立了情感连接，送荔枝的线性任务，在穿越种种自然险境的过程里，化作对祖国空间之大与河山之多的感慨。

影片中的权力关系，也借助摄影语言得到具体表达。

大量的倾斜构图与人物站位的高低之差，勾勒出了官场内的等级秩序。

强者不必守规矩，弱者却需在层层流程与人情之间挣扎求存。

这种不对等的制度氛围，让无数身处职场的观众感同身受。

能力与成功并非等号，取而代之的是捉摸不定的人际规则，永远不知道自己此刻站在何处，更看不清明天的方向，或者某天会因触犯了某人的利益而死得不明不白，只得在这场残酷的生存中，比起应要执行的任务本身，更要永不停息地思考如何不凸显自身的存在。

即便一切都完成了，荔枝如约送达，体力人力物力倾巢而出，只是为了满足权力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执念。

这种“草菅人命”的荒诞，才是《长安的荔枝》在当下所能喊出的最清醒的声音。

当然，我们不应期望一部电影能改变生活。

电影始终是无力的。

走出影院，观众还是得面对现实，继续琢磨下次要送领导什么礼，继续在复杂的制度中周旋。

偶尔唤起一点思考，让观众为这点思考而付费进电影院，已经是电影能够达到的最大的意义了。

从电影院出来，我迫不及待跟朋友说，如果最近想看电影，就选《长安的荔枝》吧。

真的好看，有班味十足的借古讽今，用官场踢皮球隐喻现代职场的制度僵化，也有封建王朝、权力高压对普通人的系统性绞杀，个体的苦难在冰冷的权力面前，轻若鸿毛，连被精准称量的资格都没有。

电影的主线故事就是讲李善德怎么把岭南的荔枝运回到长安。

这本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是，荔枝保存不易，“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二是，两地相距五千里，跑死多少匹千里马也不能三天内把荔枝送到啊。

可谁也不敢跟圣人说实话，只能想办法让下面的人背锅，于是有了专为老实人李善德而挖的坑、画的饼。

大鹏饰演的李善德，是典型的大唐小镇做题家。

科举出身，靠不怎么受重视的明算科进了上林署，做了十几年的从九品监事，从意气风发的少年郎，变成了被现实磨平棱角的中年吏员。

刘署令选中他，恰恰因他做事太规矩太认真，无意中得罪了很多人，妨碍旁人捞油水、贪银子。

他的正与直，成了别人眼中的“假清高”和“不活分儿”。

李善德很清楚，一字之差，前路成绝路。

为了保全家人和自己，他决定拼死一搏，去岭南试试深浅。

“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会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

故事推进到下个阶段，以贵妃生辰倒计时为绞索，李善德开始和时间赛跑。

前半段还带着些黑色幽默，命苦的打工人至死不忘工作，都碰到猛虎了，居然在念叨“我还有差事没做完”，这该死的“完成欲”。

等亲自走完这条路，李善德越发觉得自己活不成了。

山高水长，沿途艰险，而且岭南也非沃土。

经略府推诿算计，不肯提供一点帮助。

倒是商人苏谅、峒女阿僮、“一根筋”的林邑奴帮了大忙。

李善德在他们的支持下，仔细勘察、认真计算、多次试验，最终找出了荔枝转运之法。

不但钻研出更长的保鲜时间，也摸索到最短的运输路线。

双管齐下，让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再回长安那段，讽刺力度拉满，相比前面多了些严肃与深刻。

李善德整理好转运之法，却发现调动朝廷的人力物力竟比上天还难。

户部、吏部，礼部、中书门下，相互推诿，他不停碰壁、折腾。

直到右相杨国忠给他开了绿灯，原来“流程那种东西，是强者不必遵循的规矩”。

李善德以为自己终于懂了旁人的为官之道，试着和光同尘，但二去岭南，又发现很多事情根本不受人控制。

似乎有双无形的巨手，随意拨弄着每个人命运的弦。

苏谅成了“岭南冤大头”，被经略府罚了个倾家荡产；阿僮父母栽种的荔枝树，伐了一棵又一棵；林邑奴则死在了距离长安一步之遥的崖边；李善德也一夜白头，最后一人一马一瓮荔枝，奔入繁华的长安城。

可悲的是，没人在意这一路无辜丧命的小人物，声势浩大的荔枝转运，不过是利欲熏心的权贵们对沿途百姓的又一次剥削与压迫。

混着血与泪的荔枝，如期端上了贵妃生辰宴，可在琳琅满目的席宴上，它显得那样微不足道，仿佛只是一盘圆润可爱的点缀。

当然，《长安的荔枝》没有停留在小人物的无奈与悲凉。

所以，有了李善德不惜触怒杨国忠，也要为百姓仗义执言。

他问出心中所想——“取之于民，用之于上，何谈不饶一文？

”“驿夫如何不逃？

村落如何不散？

”这是人物的魂，也是故事的根。

最后的最后，长安陷落，李善德坐在树下，剥开一颗又一颗荔枝，果肉入口很甜，心却很苦。

或许，他在想好友杜子陵有没有躲过这场浩劫？

朱雀大街上的青石板是否染上了血色？

所以啊，《长安的荔枝》的好，是蝼蚁尚余的血性，是盛唐褶皱里的斑驳与暗影，也是权力齿轮未碾碎的初心。

《长安的荔枝》以一骑千里迢迢运抵长安的荔枝为线索，串联起一个九品小吏李善德的命运，也串出了芸芸众生的悲喜。

千年之后，马伯庸让我们“看见”了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公务员，以及他在体制洪流中的挣扎与抗争。

一个九品小吏的挣扎与抗争李善德，官场中最不被重视的统计吏。

在“大唐重文轻理”的时代，他这样擅长算计的“理科男”只配当个末流，无从施展才华。

虽有“铁饭碗”在手，却被同僚推诿、被上司漠视，每日疲于应付琐碎事宜。

若非这次“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运送鲜荔枝进宫，他的人生恐怕就这样碌碌无为地度过。

可能体制内的运作模式古已有之，让现如今的我们看到也心有戚戚焉：领导拍脑门的一句话，执行的人跑断腿，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领导只要求结果，过程你们自己想办法，毕竟“食君之禄忠君之事”；领导的随口一说，中层点赞拍马屁领命，遭殃的就是最底层。

要说社会终究还是进步了呢，这种命令放在现代，最不济也就是辞职“老子不干了”，但在唐朝，是要掉脑袋的。

不仅仅是自己的性命，很有可能累及家人。

面对部门领导的“拍脑门”决策，李善德被推到风口浪尖：若办不成，连性命都难保；即便侥幸完成，功劳也不会归他。

他身为有家有业的普通人，为了妻女、为了按揭房贷，在杜少陵的劝说下，“死马当活马医”也生出一种豪迈之感，背负起这份看似不可能达成的使命。

艰难路上的众生剪影李善德久在大唐的首都，自是没机会感受幅员辽阔的其他地区底层人民的生活。

跟随李善德一路南下岭南，我们得以窥见大唐底层百姓的日常：驿站驿卒的奔波、乡野农人的辛劳、码头工人的汗水，乃至被当作货物的奴隶。

这些人，对曾经久居长安的李善德来说，可能只是一个符号，或许根本不存在。

而这次他因为运输荔枝的使命，与这些人产生了交集，他们才被看到，他们才成为他生命之中真实的存在。

驿站父女的“被看见”是李善德赠与的一张饼；林邑奴的“被看见”是李善德亲手倒的一碗荔枝酒；峒人阿僮的“被看见”是李善德这个城人会向她请教关于荔枝的一切，与他们喝酒唱歌……

在之后，李善德所有的抉择之中，他的所有为难和不忍，几乎都是因为他曾经和这些“被看见”的人有过交集，他曾经和他们喝过酒、唱过歌、跳过舞、一同哭过笑过，有过这样的经历之后，他面对的不再是数字，而是一段段回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在荔枝运输途中，他见证了瓮中果实被摔落、被践踏的一幕幕，每一颗荔枝背后都凝聚着农人的汗水、马匹的牺牲和无数税赋之下人们的流离失所。

这些画面，深深触动了他，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普通小吏用心感受世界、同情众生的柔软与勇气。

高层的冷眼与权力的傲慢当最终寄托着无数人心血、汗水、甚至生命的几颗荔枝，被盛于一个小小的托盘之上，似是万众瞩目被献到贵妃面前，可惜，没有想象之中成为主角被品尝、被赞叹，相反，仅仅是被纤纤玉手触碰一下，随着镜头拉开便淹没在满桌的果品之中，显得那么平平无奇。

如此落差，让人产生巨大的空虚感——之前所有的撕心裂肺和惊心动魄，在这一刻化为乌有。

这样的“巨额投入”于旁观者看来毫无性价比，却又无法拒绝，更无处说理。

上层政治斗争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所带来的蝴蝶效应可以让多少人流离失所、让多少人丢掉性命？

为官者高踞九重，在他们眼中，黎民百姓不过是冰冷的符号，既不可见，亦不被承认——无关己者，犹如浮云散去。

李善德能跪在杨国忠面前几乎泣血诉说投入产出比，陈述人民被压迫的惨状，已属大不敬，换来的是实打实的当头棒喝。

他可能以为杨国忠不知道这代价，所以要陈述，要质问。

但杨国忠真的不知道这代价吗？

是不知道，还是不介意？

是不介意，还是不关心？

是不关心，还是不屑？

昔日唐太宗李世民深谙“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之理，因而开创贞观盛世。

然而数代光阴流逝，至李隆基时，此古训已抛却脑后。

此次征调荔枝的劳民伤财之举，实为帝国动荡的前夜序曲；安史之乱的风声，早已在车马嘶鸣中隐隐酝酿。

权贵们所跪拜的“佛眼”高高在上，却不曾真正看见芸芸众生。

他们只对自己欲求和政绩负责，底层百姓仿佛不存在一般。

如此高低落差，正是权力结构对小人物命运的一次赤裸裸的剥夺和碾压。

你我同样渴望“被看见”透过《长安的荔枝》，我看到李善德拼命保全家人的勇气，也看到各行各业小人物的生存图景。

若当时他们被看见，命运或许截然不同；而我们今日何尝不是在为“被看见”而奔走？

孩子想用听话和优异被家长表扬；学生渴望以成绩赢得老师与名校的肯定；职场人希望以才华与创意获得上司的赏识；创业者要让品牌为世人熟知，以此确认自己的价值；夫妻之间更希望对方看到自己独特，渴望被包容，确认自己被爱。

我们渴望被看到，是因为我们渴望被尊重，被认可，被记住。

从而证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长安的荔枝》用一场荔枝的远征，揭示了芸芸众生的悲欢与抗争，也让我们反思：在体制洪流中，谁在决定我们的价值？

而我们，又如何成为自己人生主角，让世界真正“看见”自己？

千年之后，这些疑问依旧鲜活，正等待着每一个渴望被看见的人，书写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