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

《我不是药神》并不是一部现实主义电影，它是一部基于现实题材且兼顾商业化和叙事性的通俗剧情片。

创作者很了解国内广大观众的普遍喜好，创作依循的法则还是往通俗娱乐靠拢的，有喜有悲，以小见大。

若熟悉当年“陆勇案”的原型故事，就知道剧本改编上的取舍与权衡。

原型陆勇也是一名慢粒白血病患者，为病友到印度考察并购买仿制药。

电影为了增添戏剧性，将他的身份被换成药贩子程勇，病人的身份分给了吕受益，有时你会觉得这两个角色是具有互补性质的，无论身份或性格。

开篇第一景位发生在印度神油店，可以看到店内同时供奉着印度的迦梨女神和中国的财神爷，以小见大角色的基本特征。

程勇被塑造成了典型的反英雄，反英雄的特征多数是“游离、对抗、自我确认”，这三个阶段可以在三幕式结构中一一找到对应。

电影从多个侧面交代了他的缺点和软肋，他的婚姻、事业都不如意，更没有钱为病重的父亲动手术，这为走私印度药提供了理由；他的顽固、傲慢贯穿影片的前半部分，这是服务于后来的人性升华的。

影片的前半部分既充满戏剧性又有喜剧的瞬间，且喜剧的点没有招致反感，因为它不是凭空虚构空中楼阁的喜剧素材，是靠情境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幽默，不过分夸张，也没有消解掉现实的严肃性。

医药问题会让观众有代入感，程勇和吕受益去医院向病人推销印度药，吃了闭门羹。

观众如果不了解他们的底细，也会认定他们是骗子。

这与后面张院士声势浩大的假药洗脑营销此呼彼应，这些经艺术处理搬上银幕，在潜移默化中与观众产生共鸣，因为这种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有教化、导正的意义。

团队的招募，有点儿“复仇者联盟”组队的意思，他为这起事件增添了群戏的视角，尽管有的角色只是功能性的。

他们之中有阶层、老少和地域之分，构成了社会阶层的众生相，其中还有基督教化的力量，信仰可以视为病人的强心剂。

而病人团体又是一个大社会的缩影，但凡有病人出现的部分都能体会到人生百态。

当程勇为病重的吕受益再次赴印度拿药时，浓重的杀虫烟雾中出现了两尊真正的神像——湿婆神像和迦梨女神像，缭绕中更添神性色彩。

这一幕衔接在吕受益生与死的两场戏之间，是用了心思的。

湿婆神具有毁灭与重生的双重性，迦梨女神也有死亡与再生的双重性。

“死亡”既是对吕受益的实体而言，也是程勇的灵魂而言，他亲手“埋葬”自己，从而“重生”。

之后的程勇因为吕受益的死心存愧疚，走上了“封神”之路。

就像在韩片《辩护人》中，也有一个改变主角态度的阻力，就是饭店老板娘的儿子被定罪，公权力捏造了事实。

这里也一样，人物升华了，观众也开始忽视他先前的缺点，变得包容他，因为他开始替弱势群体发声了。

追悼会那场戏，程勇在楼梯口见到彭浩，这个人本来话就不多，特别需要靠画面传递情感，他剥橘子吃就是缅怀吕受益的一种方式，他与程勇无话可说。

这场戏没用一句台词，却胜过千言万语。

考虑到吕受益和彭浩的结局，他们是唯二吃橘子的人，这里还有点儿《教父》系列和《英雄本色2》吃橘子立flag的意思，当然只是纯粹的巧合了。

我原本担心接下来的故事会变成狗血的说教片，但剧情上还是有条不紊地拿捏着分寸。

说句题外话：“黄毛”彭浩的外形，前后分别借鉴了黄渤在《疯狂的赛车》和《无人区》里的造型，尤其是《赛车》中的“黄毛”耿浩，那个角色也是靠开车运送水产为生，养活中风的教练，在角色塑造上有共通的地方。

后面的情节扯入各方之间的微妙关系，每个人物都在各司其职，都是无奈之下的举动——瑞士制药公司的维权、警察局长的法理大于情理、小舅子的两难处境、药贩子的救人、病人的自救，哪怕是错了的张院士，也能守住他做人的最后底线。

人本就是矛盾的，剧本把这种矛盾如实展示出来，也是利用人类共有的本性去制造更多的矛盾。

剧作技巧还是看得见的，丢出的议题延伸，把并没有说出来的受限于体制的问题折射出来，让我们看到了社会民生的痛点。

背景设立在是2002年，与原型故事发生的时间相吻合，它指出医改前国人对医药问题的漠视，合理求生欲在法律面前的抗争。

当然，它依然隐去了不可触碰的与体制的正面冲突，将瑞士制药厂塑造成外化的对立面，是不得已的做法。

其实，制药厂只是尽力收回研发成本，他们做了很多电影没有讲出来的事实，没有他们何谈仿制药。

真实世界不总是非黑即白，如果能将瑞士医药代表塑造地不那么脸谱化，让他也有点人情味会更好。

现在的反派嘴脸太过明显，这也完全是按照通俗剧情片的样板设计的。

电影并没有说程勇的做法就是唯一正确的，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为病友争取了一种机会，病人可没有等的时间。

张院士说的一席话最能指出问题关键——“这世上只有一种病——穷病，这种病你没法治，治也治不过来。

”这正是全片的精髓所在。

当然，影片还是存在不少问题，有些地方还是偏电视剧的视听语言，还有看守所里大妈和警察小舅子的对话就过于直白和造作，把观点和道理都给搬上台面了。

观点应该是叙事铺陈，而非借角色之口倾吐。

还有最后一段“十里长街送药神”是后半段经络堵塞之后，最需要气血畅通的一个渠道。

不过这个集体煽情的疏通方式还是显得有些刻意营造。

这些都是电视剧惯用伎俩，不过创作者还是很懂多数观众的心思，很多笑点、哭点都是掐算好的时间，分毫不差，这点还是佩服的。

在现有的审查环境内，它肯定要弱化之后的诉讼过程，无法继续深挖，只能落脚于伦理与现实的博弈，点到为止。

电影做出的妥协我们是心知肚明的，比如有一场吕受益自杀的戏就被删掉了。

不过总的来说，片子还是挺好的，它打破了常规，是一部相对精彩而不做作的电影。

它更多地是借鉴韩国商业片和现实题材的模式去拍中国自己的问题，包括有用到《听到传闻》和《99个人》的配乐，也是要把韩片的风格做到极致。

之于中国电影的意义还是很大的，在现有条件下，直面现实的影片已属难得，知足吧。

给《我不是药神》打了三颗星。

能看，还行的意思。

对新导演文牧野来说（不考虑宁浩与徐峥的护犊保驾），电影拍成这样，已经是一种美德。

我突然反应过来，翻了下被宣传营销方反复拉出来作比较的《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打的也不过是四颗星。

这个时候，《达拉斯买家俱乐部》变成了一个美国好电影的形象，尽量往它靠拢，就有了一道免遭批评的金牌。

只要提到价值，中国电影的标准便会坍塌。

这里的价值，可以替换为“良心”，“真诚”，“勇气”，“不容易”，“排除万难”等一类词汇。

不难发现，它们的确是《我不是药神》所讲述的主人公事迹，也被有意凸显放大。

因此，给这部电影提不同意见，变成了有风险的一件事：你要承担道德压力。

事实上，我更想看到的，是这样的褒赞：比如王传君被徐峥骂完一个“滚”字，无需台词，红了眼，对眼前人的突然魔怔，感到难以置信。

天上落雨，他最后一个走人。

电影在这里，拍得好。

但我不喜欢的，是前后大发感言的两名老太（前一个被叱喝为托），她们的表演模式，与横店片场大呼青天老爷的群演模样，究竟有何本质不同？

《我不是药神》是有野心的。

徐峥这个半路出家、亦非完人的投机药贩子，却帮助了许多病患。

电影并非原型人物的翻版，他是否被美化，无需追究。

但有个事实被电影模糊掉了，真正救了病人的，依然是那款被研发出来，攻克了癌症的仿制药。

再看下其他人物设定，他们是如何变成一个个无处不在，打通阶层地域，连接家庭脉络的中国病人形象。

王传君的角色，是个一朝患病，跌落谷底的上海人。

重大疾病面前，表面风光的城里人，一样倒血霉。

谭卓的角色，是个爱护女儿的妈妈。

孤儿寡母，有反差，有同情，求生不易，无可辩驳。

黄毛的角色，是个农村来的，没文化，眼神杀。

充满希望，但已被大病抹杀了可能的年轻人。

神父的形象，是韩国电影里常见，推动民主化进程的基督教力量（《我不是药神》也多重借鉴了与抗争有关的经典韩片）。

无医可靠时，信仰能暂缓痛苦。

据说，主流观众在心理上，大致是会排斥社会阴暗面题材的电影。

面对这些电影，他们需要正视整个社会已经被撕裂，铁一般的残酷事实：原来还有另外一个阶层，许多群体，正遭受着非人、不公和就地死亡的待遇。

这种观影感受的痛苦折磨，会产生一系列影响：一种是人心肉做的同情，也是“谁不会得病”的吁天感慨；另外一种，是引发每个人对自己不作为，或者无所作为，漠然以对，选择无视的羞耻，刺痛和罪恶感。

《我不是药神》不可能没有考虑到这个反作用力影响。

所以，即便组成了父子、母子、夫妻、全家福合影的中国病人团，电影要做的商业化（通俗化、戏剧化）还远远不够。

追逐、打闹、飙车和就义，它们都被加入到电影当中，变成一组更好看、更有卖相的群像脸谱。

我甚至怀疑，连夜场疯狂砸钱钢管秀，也是出于这个目的。

这个段落，同样是有辅助徐峥与谭卓情感线索的功效，但后来无疾而终不得见的处理，导致我对这个段落，产生了不同的理解。

无论参照原型人物的深度报道，还是单就结尾黑底白字的普法进程教育，明眼人都看得出，《我不是药神》的幕后黑，哪是一脸奸相的瑞士大药厂，又或者，结尾的辩方律师，底气敢再不足一些？

我知道，我在这里抛出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种不可能，就正如当下中国，完全不可能存在“神作”。

徐峥的偏向虎山行，面对法律的示弱，抛弃病友的闪躲，目睹惨相的偿还，本质上还是用同情来带动剧情，感动了执法者。

不是说，这样做就不行。

只是，电影真的只能这样子？

那牺牲何用，愤怒何去何从。

这样一部偏写实风格的电影，最不缺的就是惨。

一个观众突然被打动，是因为他不知道，或者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原来片中人物会突然挂掉。

《我不是药神》切入现实，展现了一个中国人的命运可能，这会让许多观众受到内心震动。

你很可能，也会成为一个无药可救的中国病人——没有任何穿越，或者再来一次的可能。

如此阐述，可能还是不够严谨。

当下中国，不说大病，很可能一个顽疾，就会让一个家庭家破人亡。

这个时候，医疗体制，医保医患之类的现实问题，立马山塌雪崩。

呵，原来是早已经写好的魔咒。

病只是引，死才是结。

所以，被消灭的，被铁拳击倒的，何止是戴口罩的病人。

《我不是药神》点到为止，要求他们冲上街头的做法，显然不可行，也不可为，若依此就说，它有《辩护人》或者《一九八七》之类的勇气，还是有点太造神了。

从放弃治病救人的鲁迅，到报复社会的恶性事件，眼泪是很自然的情感流露，说明人与人，还有存在起码的共情能力。

但不得不小心，眼泪同样可能成为资本的麻醉品，正如资本在电影里，“荣幸”背锅。

你也无法否认，为了扶正主人公，连《达拉斯买家俱乐部》也要找个撒气对象。

但这不代表药监局就不应存在，法律就不会出疏忽漏洞。

穷，就真的有道理。

因为各种原因，《我不是药神》都没有走得更深。

如果穷病是中国的专利，那面对隔壁的印度，我们是否还有体恤病人般的同情。

多数人拒绝了解，因为太远了，不相干。

而观众为《我不是药神》落泪，只是因为他们进了电影院。

但我想说，穷病并不是中国的专利，正如不要因为王砚辉在审讯室总有过人表现，就认为他事实无罪。

这句话，搁在美国的佛罗里达乐园，放在达内兄弟的比利时，也会很有道理。

人与人是不同的，比如以穷富作为显性标签，但人与人的性命待遇，不应该用金钱来衡量。

命是自己的，不是别人的，更不是国家的。

所以徐峥赶紧做的事情，是把儿子送出去。

对于命运已然注定的人们，唯一的希望，是放弃对安全的幻想。

这不是过时的幼稚天真，而是人类文明不断进步，许多人甘愿为之牺牲的崇高天性。

说到底，救人的，还是药，而不是别的，泛滥的同情，还是撞车的精神。

如果一个体制只欢迎你束手就擒，那么，无论贫穷贵贱，下场都是死——只是死法有所不同而已。

穷，刺痛了国人。

死，才是没得救。

这药能吃，但一点也不神。

关注卫星号，大于整个宇宙

2014年，慢粒白血病患者陆勇因帮助上千名病友购买印度仿制瑞士抗癌药“格列卫”，而被湖南省沅江市检察院以涉嫌“销售假药罪”提起公诉，493名白血病患者联名写信，请求司法机关对陆勇免予刑事处罚。

2015年1月，检方最终做出撤诉决定，陆勇无罪释放。

这一事件成为电影《我不是药神》的故事原型。

电影热映，但事件背后的问题仍然困扰着人们。

2014年陆勇案刚刚爆发时，我们曾对陆勇进行了专访，请他讲述了患病前后的经历及购买印度仿制药的缘由。

陆勇的个案之后，我们更希望大家能由此关注更多医学干货，所以同时奉上一篇相关的书籍整合。

为何要将“仿制药”归为“假药”？

陆勇行为是否算“销售假药”？

如何解决国内诸多患者无力承担高昂药费转而购买国外“仿制药”的现状？

国内药品管理制度以及医疗保障体系能否解决该现状？

事实上，这件事情暴露了一个非常深刻的社会问题。

中国普通大众如何才能合法地用上抗癌新药，可以写一本书来探讨。

很可能，最终的解决方案，必然是政府、药厂、公益、患者四方合力解决，任何一方都无法单独承担。

采写｜新京报记者 张婷中国仅两三种自主研发靶向治疗药物2002年，江苏无锡的陆勇被检查出患有慢粒白血病，随后开始服用瑞士诺华公司生产的名为“格列卫”的抗癌药。

此药可使慢粒白血病患者病情稳定，维持正常生活，但需要持续服药。

每盒（120粒装）售价在23000-25000元。

陆勇对新京报记者介绍，2004年，他偶然得知了印度在生产“格列卫”的仿制药，价格却只有3000元。

试吃了一个月的印度“仿制药”后，各项指标均正常。

2004年8月，陆勇将印度仿制药的消息告诉了慢粒白血病病友。

2011年8月，在多位病友及印度制药公司的建议下，他购买了三张有国际汇款功能的信用卡，病友们将药款打入到此信用卡内，再由他转汇给印度的制药公司。

2013年11月23日，陆勇因在淘宝店上购买用别人身份证开立的信用卡被湖南沅江市公安局逮捕，罪名是妨碍信用卡管理秩序。

后经调查，陆勇被认定除妨碍信用卡管理秩序外，还存在销售假药罪行为。

2014年3月，陆勇被取保候审，7月21日，湖南省沅江市检察院以妨害信用卡罪、销售假药罪对陆勇提起公诉。

以陆勇事件为原型的电影《我不是药神》。

司法机关以“销售假药罪”对陆勇提起公诉，是因为印度生产的该种仿制药品并未获得国内药监部门的审批，属于“假药”。

何为仿制药？

国内法规又是如何规定的呢？

“仿制药”的概念始于1984年的美国。

当时美国有约150种常用药的专利期已到，而大药商认为无利可图，不愿继续开发，这些药成了无人认领专利的药品。

美国出台法律规定，新厂家只需证明自己的产品与原药生物活性相当即可仿制，从而出现了“仿制药”的概念。

“仿制药”与“专利药”在剂量、安全性、效力、质量、作用、适应症上完全相同，但平均价格只有专利药的20%-40%，个别品种甚至相差10倍以上。

在中国，因国内的药物价格高昂，很多无法负担正规渠道药品的患者转而选择从印度等国代购仿制药。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主任江倩教授介绍，目前，慢粒白血病的治疗方法以靶向治疗药为主。

骨髓移植以及化疗因为副作用巨大且多复发，已经少有人选择。

而就靶向治疗药来说，“格列卫”因其发明时间最早，临床效果最稳定，成为学界及患者最认可的靶向治疗药物。

“目前全世界的靶向治疗药物有150多种，我国自主研发的创新靶向治疗药物只有2、3种，集中于肺癌及淋巴瘤领域。

”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所长，慢粒白血病专家马军介绍，在慢粒白血病领域，我国没有自主研发的创新型靶向治疗药物。

国内患者从印度代购的仿制药主要包括治疗白血病的格列卫、治疗乳腺癌的赫赛汀、治疗肺癌的易瑞沙、治疗肾细胞癌和肝癌的多吉美等。

据媒体公开报道，这些抗癌药物从欧美医药公司进口，在国内售价昂贵，易瑞沙每盒5400多元，一个月需3盒至少16200元；格列卫一个月服1盒至少23000元。

这样高昂价格使得许多癌症患者不得不选择从印度代购仿制药。

国产仿制药使用人数正在逐步上升作为仿制药“大户”，印度一度被称为“世界药房”，缘何印度可以大肆生产“仿制药”？

医药公司或药品发明人发明一种新药之后，需要在不同国家申请专利，以获得专利的特殊保护。

以陆勇代购的“格列卫”为例，瑞士诺华制药公司为“格列卫”药品在我国申请了专利。

在专利保护期内，我国医药公司不得生产相关“仿制药”。

这也是过去十几年来，我国不能够生产“格列卫”仿制药的原因。

在各国的药品管理实践中，出于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同时也为了防止专利权人恣意滥用专利垄断特权，有很多国家对“专利的特权”留下了一条可以变通操作的余地,那就是“专利强制许可”制度。

“专利强制许可”制度是指，在特殊情况下（如危害公共健康、妨碍国家利益等），可以不经专利权人的同意，由政府授予、许可其他企业使用某项专利。

国家产权局条法司一位工作人员对新京报记者介绍，我国虽然有“强制许可”相关制度，但还没有个人或政府部门申请过实施强制许可，因此，强制许可制度也从未在抗癌药领域实施过。

而印度的专利保护法相对宽松，药品专利保护在印度执行也不像我国国内如此严格。

2005年1月生效的印度专利法只对1995年以后发明的新药或经改进后能大幅度提高疗效的药物提供专利保护，而不支持原有药物混合或衍生药物专利。

同时，印度政府还根据需要实施了“强制许可”制度。

因此，印度可以忽视专利保护法的限制，生产大量抗癌仿制药。

陆勇购买的治疗慢粒白血病的印度仿制药。

陆勇供图。

不过，印度的做法在国际上也引起诸多争议。

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印度的仿制药在一边出售，一边与原来的研发厂家进行专利法律战。

有媒体针对此案例呼吁，中国应学习一些发达国家“通过医保买单”，化解“保护知识产权和大量患者的救命需求”的矛盾，但马军对新京报记者表示，2013年4月，“格列卫”在我国的专利保护期已经到期。

2013年7月，我国已经开始生产“格列卫”仿制药，售价约3000元每盒。

且自2013年以来，全国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省市自治区将“格列卫”纳入到了医保范畴，无论进口“格列卫”还是国产的仿制“格列卫”都在报销范围之内。

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副所长刘开彦也介绍说，从临床来看，使用国产格列卫仿制药的患者正在逐步上升，“能够上市的药品，在疗效上其实差不多，更多时候觉得进口药（更好）是心理作用。

”“目前我国已经有了自己的‘格列卫’仿制药。

但目前售价3000元每盒，相较于印度仿制药，的确还偏贵。

”江倩呼吁，国产“格列卫”仿制药的价格仍然需要降低，同时，还需要更多的地区将“格列卫”药纳入医保范围内。

马军表示，目前，我国治疗肺癌、乳腺癌等重大疾病的多种首选进口药都已经纳入了医保范围，马军估计，纳入医保范围的重大疾病进口药物已经占到20%左右，未来更多的进口药物纳入医保也是趋势。

针对进口药专利权问题，马军说：“最近几年，许多进口药的专利权陆续到期，这意味着未来几年我们会有更多类似‘格列卫’的药物可以进行仿制药生产。

” 了解了陆勇的个案，下面我们来整体谈谈仿制药与癌症的那些医学“干货”。

文 | 菠萝仿制药是假药吗人类医疗的持续进步离不开新药的不断涌现，无论是西医的抗生素、伟哥，还是中医的云南白药、牛黄清心丸，都对治疗疾病、改善患者生活质量做出阶段性贡献。

现代社会，新药刚上市的时候，都伴随着专利保护和品牌，因此新药又叫“专利药”或者“品牌药”，而“仿制药”，顾名思义，就是仿照“专利药”而制造出来的药。

通俗讲就是我们常说的“山寨”。

和其他山寨产品相似，仿制药比起专利药最大的优势就是价格。

仿制药的平均价格只有专利药价格的10%15%，对于动辄每月花费上万的抗癌药来说，仿制药这个选择非常有吸引力。

但仿制药会不会有其他山寨产品一样的质量问题呢？

真正的仿制药是不会的。

在多数国家，要成为仿制药上市，标准是非常高的。

美国FDA规定，仿制药必须和它仿的专利药在“有效成分、剂量、安全性、效力、作用（包括副作用）以及针对的疾病上都完全相同”。

这在中国叫“一致性评价”。

打个比方，“狗不理”是一个品牌专利包子，要做一个仿制包子“猪不理”，那么“猪不理”必须在包子大小、调料成分、肉菜混合比例、褶子数目、吃完后消化排出速度等方面都和“狗不理”一致。

事实上，印度正规的仿制“格列卫”和瑞士诺华的品牌“格列卫”有效成分100%一样，仿制药本身的效果也经过了无数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的测试，和品牌药没有区别。

所以，单从药效上来说，它肯定不是假药，而是实实在在的真药和好药。

但由于印度的仿制格列卫在中国并未登记或被批准上市，属于黑市产品，这才被冠上了“假药”的头衔。

很有意思的是，2013年格列卫全球专利到期后，中国多家药厂可以合法生产仿制格列卫，按理说买国产仿制药就好，为什么现在大家仍然要冒险去买印度仿制药呢?还是价格惹的祸！

因为国产仿制药价格依然远高于印度仿制药。

专利药必须那么贵上次网上有人骂，说苹果手机制造成本才1千多，居然卖5千！

那如果告诉你抗癌药物生产成本才100块钱，但卖1万，大家可能要疯。

我再告诉大家2014年上市的治疗丙肝的神药Sovaldi生产成本900元人民币，在美国售价为50万。

是因为药厂太贪婪，不顾患者死活了吗？

并非如此。

苹果手机也好，抗癌药物也好，主要成本都不在于原料和生产，而在于上市前的研发和上市后的市场推广。

现在一个新药的研发成本越来越高，已经超过10亿美金，即使顺利也要大概10年，而且多数都会失败。

这么高风险的事情，药厂为什么要干？

就是因为新药出来以后有专利保护，能够垄断市场多年，在这些年里，给药品定以高价，这样才能收回开发药物的成本。

药物是个特殊的商品，但药厂毕竟是个商业公司，为了持续发展，必须要盈利。

仿制药之所以便宜，就是因为它几乎完全没有研发成本，省了几亿美金和10 年时间。

因此仿制药虽然便宜但可以很赚钱。

如果不给专利药市场垄断的机会，让药厂看到新药可能的暴利机会，药厂是不会有任何动力做科研开发新药的。

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大家都卖仿制药，或者拿钱来投资房地产，制药本身不会有创新和进步。

当然，由于药物的特殊性，政府也不会允许市场被长期垄断，对新药的专利保护是有时间限制的，一般是20年。

但这20年并不是从药品上市开始算，而是从很早期，药物进入临床实验之前就开始算了。

由于药物的开发需要10年以上，因此很多专利药上市的时候，20年专利保护期已经过了一大半了，新药在市场上真正垄断的时间只有几年，在那之后，专利过期，仿制药就会大量进入，极大地压低药价。

这从另外一个角度促使药厂要在短暂的垄断时期把药价定得尽可能地高，毕竟春宵苦短，好日子有限。

总之，为了整个社会新药研发系统的持续运转，专利药必然贵， 甚至必须贵，才能维持对创新药厂的吸引力。

期待专利药降到和仿制药一个价是不可能的。

退一步说，即便每月卖1万的抗癌药降到 2 千，恐怕仍然不能解决很多人用不起药的问题。

所以最根本的问题不在于专利药是不是太贵，而是能否有更好的系统帮助低收入患者出这笔钱。

我能想到几个大方向：药厂：改变药物开发模式，尤其是积极寻找能预测疗效的生物标记物，精准寻找临床试验人群，减小临床试验规模，提高成功率，降低成本。

政府：推动本土药物开发，增加竞争。

积极推进医保谈判，降低准入药物价格。

打击无效的“中国神药”，避免患者浪费宝贵资金。

个人：提前购买大病保险，避免侥幸心态。

寻找可靠信息源，不要盲从身边的“热心人”和隐藏在山中的“神医”。

公益：帮助切实需要的人群接受最基本和最有效的医疗，但必须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避免把钱发放给个人。

为什么印度有便宜仿制抗癌药而中国没有在很长一段时间，“格列卫”、“易瑞沙”、“多吉美”等抗癌药物，除了昂贵的品牌药，只有印度才有便宜仿制药，全世界其他地方都没有。

这是为什么？

有两个原因，第一，印度仿制药水平很高；第二，印度政府专利保护上不作为。

印度是全球主要药物出口国家，有“世界药房”之称正常情况下，仿制药必须在品牌药的专利过期以后才能上市，不然专利岂不是成了摆设？

比如“格列卫”全球专利到期是2013年，在那之前，理论上其它厂家都是不能卖仿制药的，不然就是侵权。

美国、欧洲，乃至中国都是严格执行药物专利保护的。

这些地方有很多制药厂早就想仿制“格列卫”，不少公司实际上连仿制药都做好了，但是都只能放在仓库，不敢卖，眼巴巴等着2013 年专利过期那一天零点钟声的敲响。

但印度政府不吃这一套，它搬出了专利法中最狠的一招：强制许可。

“强制许可”是专利法中为了防止公司滥用专利权而加上的制衡条例，简单说就是政府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在专利没有到期，且不获得专利拥有者同意的情况下，强行支付少量专利转让费，就授权仿制药企业合法仿制并贩卖相同的药品。

说白了就是政府可以“强买”。

这就像一个黑社会老大找到“狗不理”董事长，说你的包子配方我先拿走了，一会儿去找人生产，但你也不要伤心，还是有好处的，因为我卖一个包子给你一分钱。

“强制许可”这个条例最初的意义是为了防止落后国家因为买不起专利药而无法保证国民基本医疗和国家安全，通常是在传染性疾病暴发时候使用，比如艾滋病、埃博拉等。

不少国家对抗艾滋病药物都是“强制许可”，卖得非常便宜，保证大家都能使用，其中不仅有非洲国家，还有泰国和巴西这类不是特别穷的国家。

对抗癌药使用“强制许可”，争议就要大得多，因为癌症并不传染，对整个社会而言危害没有传染病大，不至于对国家安全产生威胁。

但反过来说，穷人买不起抗癌药只能等死，是否也算是国民基本医疗得不到保障，有损国家安全？

于是各个利益方开始吵个不停。

在其他国家都还在民主争论的时候，印度政府果断出击，二话不说，“强制许可”了几个欧美药厂最重要的抗癌药物，授权给印度本土制药厂仿制，包括前面提到的“格列卫”、“易瑞沙”、“ 多吉美”。

印度政府给出的理由是这些药实在太好了，但印度人民买不起，所以不好意思了。

仿制药出现后，这几种药物在印度的价格瞬间降了90%以上。

由于印度的仿制药公司水平非常高，药物质量非常好，真正的价格便宜量又足，这些仿制药不仅满足了印度国内需求，更是成了走私药品的热门源头。

印度的这种做法受到了很多没有保险的群众和慈善组织的热烈欢迎，但拥有专利的药厂非常恼怒，但却几乎无能为力。

诺华为了“格列卫”专利保护，和印度政府为了打了十多年官司，最后还是被“印度政府”判决输给了“印度政府”。

和政府打官司怎么可能赢呢？

“强制许可”是把双刃剑，它帮助了很多发展中国家解决基本医疗问题，但同时导致药厂对开发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药物毫无兴趣， 因为做出来了也卖不了什么钱，这种项目往往只能靠慈善推动，比如盖茨基金会。

埃博拉病毒在非洲猖獗已久，一直无药可治，也没有疫苗，很大原因就是因为没钱赚。

2014年在非洲再次大暴发，死人无数，但由于传到了欧洲和美国，立刻引起了多个药厂的注意。

短短一年，好几个公司的埃博拉疫苗和药物都已经治愈了猴子模型， 甚至有了良好的临床效果。

要推动新药，还是必须有经济利益驱使。

我猜测，未来印度还会对更多的抗癌新药在专利保护期间进行 “强制许可”，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包括中国则应该不会。

对于应该优先保护专利鼓励创新还是优先保护患者的争论还会长久地继续下去。

这注定是个没有正确答案的话题。

《癌症·真相：医生也在读》（作者：菠萝 版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5年10月）本文系独家内容。

作者：新京报记者 张婷；菠萝；编辑：走走，从一到一。

采访内容原刊于《新京报》2014年12月24日b17“中国眼”版面，书籍整合内容选自《癌症·真相：医生也在读》，经出版方清华大学出版社授权刊发，作者：菠萝。

本文内容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还是忍不住看了《我不是药神》，看过后我却想讲另一个毫不相干的故事。

很久以前，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徐峥（程勇）在电脑城一层租了个摊儿，靠从深圳同学那往回背内存赚差价过活，生意刚开始还行。

没过几年，别人也有了渠道，竞争多了生意不好做了，收入下了一大截，他也在柜台里偷摸卖一些盗版软件。

有一天，戴眼镜的瘦高小伙子王传君（吕受益）来到电脑城，望了眼徐峥的摊儿问：老板，有盘吗？

徐峥：什么盘？

王传君：电影的。

徐峥：黄盘？

一边切。

王传君：不是不是，电影的，贾科长听说过吗？

徐峥：啥科长？

没听过。

王传君：那你这刻盘吗？

徐峥：CD3块，D5\D9，10块。

你干嘛的。

王传君：我？

就是学生，爱看电影的学生。

徐峥：刻盘干嘛？

王传君：卖给学校同学。

徐峥：还有点经济头脑，卖黄盘犯法。

王传君：不是不是，就是电影，文艺片。

徐峥：文艺片有什么好看的？

有人买吗？

那也犯法。

王传君：挣不了啥钱，卖着玩，都是电影院看不到，爱看电影的人也不少。

徐峥：电影盘都是哪来的？

买的人多？

王传君：有国外带回来的、有的别人翻录转数字的。

挺多的。

从此以后，王传君经常来徐峥这刻盘卖，徐峥也渐渐喜欢上了电影，并逐步了解了王传君卖盘的小技巧——他的同学谭卓（刘思慧）是文艺小能手，在各大院校建立了观影QQ群，把同学们提供的一些片源和购买信息汇总。

徐峥听说大学同学王砚辉（张长林）在深圳广东做盗版音像制品发财了，于是找到同学王砚辉谈做那些文艺、偏门电影盗版的事。

王砚辉：这有人看嘛？

不好买吧？

做少了成本不够。

徐峥：没事，还有点市场，玩呗。

我提供片单和准确数字，应该好卖。

还有一个问题：很多国外电影并不对中国发行，没有中文字幕需要自己翻译。

于是，徐峥想起爱看电影的外语系室友杨新鸣（刘牧师）和同样学计算机会编辑压片字幕调教的章宇（黄毛）解决了字幕问题。

就这样徐峥、王传君、谭卓等五六个人组成了电影盗版一条龙贩卖小队，做的不温不火，倒也乐趣满满。

但好景不长，一是官方加强了管控盗版的力度，二是网络带宽一扩再扩用户已经可以自行下载电影。

没几年功夫，盗版盘没了市场，他们停止了盗版，小组解散各谋生路。

多年以后，徐峥在路上偶遇王传君。

徐峥：还看电影吗？

王传君：看。

你呢？

徐峥：偶尔看，但还是咱们那时候看的多。

你干嘛呢？

王传君：上班。

你呢？

徐峥：开网站，做电商。

王传君：喜欢电影的越来越多了。

徐峥：做个资源下载网站？

王传君：也不赚钱啊。

徐峥：不要钱免费的，其他人都有联系吗？

王传君：有，干。

于是爱电影的他们各司其职，做了一个网站叫做——胖鸟，这些爱看电影的年轻人啊，都已经胖鸟……突然讲了这么一个突兀的故事，其实想说每一个影迷都有被盗版“滋养”的经历。

从某种意义上说看电影没有命重要，所以站在道德层面上，盗版盘应该比盗版药更应该批判。

毕竟电影可以不看，命只有一次。

《我不是药神》说的也并不是简单的盗版药，它在说普通人争生免死的大事，说社会、说人性、说制度、说阶层的穷病群像。

正所谓有病治不好是天灾，有病治不起是人祸。

徐峥不是圣人却做到了圣像，王传君是病人却也在治病救人。

同时也想说支持徐峥，请到影院观看支持正版。

ps：（以上故事纯属虚构胡思乱想）

最近看到好多人在朋友圈推荐《我不是药神》，有几个老师的电影品味还是我比较信任的，我自认为还是能看出他们是真夸还是宣传任务，于是昨天也从善如流去看了。

不得不说，看完觉得很意外，一是我最初扫了一眼海报，还以为是类似泰囧一样的喜剧片，没想到是个正剧，二是拍得确实不错，从制作上来讲，可以说是达到了好莱坞的水准。

当然我说的这个好莱坞水准，不是指奥斯卡的那个顶尖的水品，而是好莱坞七八十分电影的那种水平。

我这么说，并不是要吹捧这部电影，我不迷信好莱坞，只是好莱坞在完善的工业制度下，科学化的管理下，残次品确实很少，大多数电影都能做到故事结构都很完整，逻辑没有大问题，演员表演在线……这个水准，这只是个客观水平的描述罢了。

看电影到动情处，我也落泪的，不过电影看过之后，我倒是也没有像朋友们那么激动，倒是勇哥这个人，让我想起了当年《北京人在纽约》里的一段，当时姜文扮演的王启明已经赚到钱，很富有了，有一天，他和王姬扮演的阿春闲聊，阿春手上在削着一个苹果，王启明在畅谈人生，他说这个世界上啊，只有两种人是不被良心谴责的，一种人是良心被狗吃了的，因为他们没有良心，所以不会忍受良心谴责的痛苦，另一种人是从来不干昧良心的事儿的，他们也不会受到良心的谴责，最痛苦的，其实是那种良心被狗吃了一半，然后还留着一半良心的，这种人获活得最累，最痛苦了。

阿春默默的听完，把削好的苹果往他手里一递，说，“那你意思，是让狗把你剩下的一半良心都舔干净了？

”小时候看到这段只是觉得好笑，长大后知道，这个世界上完全没有良心的人和从不昧着良心做事的人，都很少，大多数的人，就像《我不是药神》里，徐峥所扮演的勇哥一样，是良心让狗吃一半又留了一半的普通人。

在电影的最初，他虽然以卖假药的loser，讨债，有家暴嫌疑的无赖形象出现，但是另一方面，他对儿子和瘫痪的父亲又是极好的，发现了赚钱的机会，他卖走私药，500块钱进的药他卖十倍，但其实他确实可以卖得更贵，这个价格就是他的一个良心价，最后的那个假药贩子，也有他的一个良心价，他的良心比勇哥的少，但是也不是说就完全没有。

许多人看完电影，更多的把它当作一个社会问题来讨论。

不过在我看来，良心其实完全是个私人的事，弗洛伊德有本我，自我和超我的说法，这个超我其实就是每个人的良心，它虽然有很多的公共社会环境的因素，但是更多的都是我们每个人打小，从我们父母师长那里习得的，所以良心说白了，就是很个人的事。

比如我因为从小接受父母对文学的定位和教育，搞得我到现在还是个穷文人，跟我爸一样。

一谈钱，内心的那个强大的道德观就会冒出来约束你。

但是有的同行就全无障碍。

无所谓谁更高尚，只是每个人的超我，你内心父母的教诲，不是那么好破掉的。

勇哥通过卖药赚了他的第一桶金，卖药这个事对于他来说是有良心上的痛苦的，单因为他是在救人，所以还可以平衡一下，但是他后来因为安全考虑放弃了卖药，渐渐的富裕起来，良心上的折磨却没有放过他，他很痛苦，最后他又通过卖药把钱还给病友们，这就回到了我之前讲的《北京人在纽约》里的那个故事，他以为他能让狗把自己的良心舔干净了，结果发现没办法，真的，对于那些良心被狗吃了一半的人，如果他真的试过之后，会发现让狗把自己另一半良心也舔干净了也挺难的，大多数普通人，是既当不了大魔王，也没办法遵从自己的良心去生活，最终每天被狗撕咬着内心，因此才备受煎熬。

勇哥一定是一直生活在痛苦中。

于是他重新作出人生的选择，干脆接受自己的良心，从此做一个不昧着良心做事的人。

这不是一个高尚的选择，但一定是一个勇敢的选择，一个普通人做出的最勇敢的选择。

世间那些最后立地成佛的人，就是经过了漫长的心路历程，做出这后一种选择的普通人。

所以，这才是我愿意为这部电影点个赞，推荐一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些年来，中国电影市场上那些主流电影，卖座大片整体给我的一个感觉，就像岳敏君的油画里的形象，带着一副没心没肺的假笑的面孔，不愿意碰触一点点人性，不愿意去理解人性一点点的两难的道德困境。

而这部电影，虽然对人性的探讨，是比较浅层次的，简单的探讨，但可以看出还是很走心的。

放上一张岳敏君的画以表达我对这几年来中国繁荣的电影市场的感受，有趣的是，海报上人们的大笑，也很像这幅画里的人，不知道是不是导演有意为之的。

当然了，导演还是有他狡猾的地方，比如说对瑞士这家医药公司的形象刻画是非常的拉仇恨的。

但实际情况是，药的成本可能真的没有很贵，但一家大的医药公司研制开发一种呢新药，都是10亿美元起步，还不保证能够研究成功，还有可能有各种风险，比如出医疗事故你得赔偿之类。

而且一家大的医药公司可能研究五种药，只成功了这一种，其他的几十亿都打水漂了，全公司上上下下这么多人，也指望着这个药养家糊口，高管是挣得很多，但不挣得多，公司留不住人，也一样开发不出这种药。

如果压根没有人开发这个药，病友们也一样是等死。

你不许大医药公司赚钱，他们也就没有动力去开发或者资助开发新药了。

对于这一点，我觉得导演和编剧只要做足了功课，是不可能不知道的，所以电影中对大医药公司是点到为止，因为这个医疗伦理的道德困境就更大，更复杂，更难以讨论了。

但是不得不夸奖一句的是，从技术角度来讲，导演是非常善于藏拙的，点到为止的煽动了一下观众情绪，又完美的避开了这个坑，当然了，观众看过之后如何讨论，就是观众的事了。

总的来说，这还是部简单易懂但颇有意思的电影，如果你最近正好有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打算，我推荐你选择这一部看看。

声明：本文一切对人物的讨论都围绕电影作品，不针对现实中原型人物。

一直是热爱看电影写影评的人，却在大学以后久久不再提笔。

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忙碌，家庭的牵绊，还有世俗了的心。

但是这都不影响我和我的另一半每周都会选择一部好片欣赏的好习惯。

这周，我们有幸遇到了"我不是药神“。

我简直不可思议，他与我这2年的真实生活如此之契合，让人仿佛时光倒流，过去的人和那些悲哀的事又浮上心头......还记得那是2016年的夏天，酷暑当头的日子，我的家庭遭到巨大的打击。

我的奶奶，一直健健康康，每天打几个小时麻将，还开开心心买全家菜的奶奶，倒下了。

骨髓瘤，白血病的近亲。

这种病，是疼起来要人命的那种，只要发病，每根骨头都要虫蛀一样挠心的疼。

我们家在中国的一个二线城市，找的医生、医院也是本地数一数二的，甚至血液科的排名在全国都在15之内。

可是，现实就是老人因为年纪太大，无法接受任何残酷的化疗手段。

除了各种止疼栓剂、药片以外，“专家”很隐晦的给我们一条唯一的活路，在医院附近的药房买一种瑞士进口的靶向治疗的药物——“来那度胺”。

我们也不明白这种“专家”推荐的神药为什么一个三甲医院的药房没有，只能在附近“指定对的药房”购买，但是这在生命面前都不重要了。

我的父亲，二话不说，就去了药店。

我那时身怀六甲，在医院里焦急的等待着神药的救赎，不一会，父亲满头大汗的回来了。

他手里拿着两盒和一般维生素药片差不多大小的方盒子，神神秘秘的低头跟我说：瑶，你猜这药多少钱？

我说“：“管多少钱，救命要紧啊，大几千也要吃啊。

”父亲宛然一笑，“一盒五万九！

21颗，一个疗程21天就没了。

......”当时，我整个人都震惊的说不出话。

“这要是奶奶知道价格，是绝对不会吃了。

你千万谁也不要说。

这玩意还能刷信用卡，3秒钱不到6万就没了，真是快啊。

”父亲还调侃道。

“天价药”的事情就这样在我家开始了。

话说回来，药确实有效，奶奶各个数值都在往好的发展，疼痛也有所减轻，虽然存在一些化疗后的不良反应，但是命算是捡回来了。

唯一的问题，就是：贵。

我的家庭算是小康之家，父亲做点小买卖，也算有点家底。

但是这样买药，谁的钱也不是浪打来的，谁不心疼呢？

况且，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长长久久的问题人人都会盘算出路。

终于，在我勤学好问的父亲摸索探究之下，他发现了一条路——“去印度买仿制药”。

首先，这个想法，是大家病友都共知，只是没有出路，也没有人或家人去印度买，也不知道哪里买。

其次，我们跟医院的“专家”探讨过，专家的态度是默许的，也肯定疗效，但是真真假假，他也不可能负这个责任。

因为我是学英文专业的，怀着孕的我当时每天晚上都在网上找寻这个药的痕迹，出处，中国的、印度的、tb的、代购的。

最终，父亲跟我共同决定，他亲自去一次印度新德里买药。

前期工作是很繁琐的。

我那时已经提前一个月休产假了，还在与印度来那度胺的厂家email和电话联系，希望找到零售店，找到网上的印度新德里大医院，看是否能代为询症开药，而父亲就负责亲自办签证，准备奶奶所有的医院材料并找专人翻译。

就这样，不到10天，所有的东西齐全了，父亲就这样踏上了买药的征途。

父亲的行程是周五去，当天早上到达晚上即回，完全不住。

因为人生地不熟，况且他一句英文不会讲，更无心游玩。

而我就挺着大肚子在卧室里随时做好视频、语音各种翻译工作。

我们彼此都非常紧张，因为前期很多情况都不明朗，这次真的是孤胆英雄，凭着一股劲儿就说走就走了。

下了飞机，父亲按照计划就坐了一个电动三轮车直奔药店（药店是我们前期就从药厂里查出来的，而且印度药物管理很松，医院的处方也不需要）。

谁知道还没去就出幺蛾子。

三轮车司机看父亲是中国人，人生地不熟，将近40度的新德里的7月，突突突坐了40分钟还没到目的地。

（我在家用百度地图测过15分钟最多可到，父亲不会使用google手机地图）最终还是父亲强行要司机停下，电话给我，要我表达 多给人民币20元消费，要他马上送到。

结果就是这样，贪图小利的司机就是为了小小的20块，让父亲在印度一去就洗了个桑拿。

到了药店，父亲的描述就是，不可思议 ，这也是个药店。

分明就是个脏乱差的迷你杂货铺。

幸亏是之前和药厂联系过的地方，要不然真是不敢买。

准备好我写的翻译件，老板很快拿出了我们需要的药品。

价格在我和印度老板电话讨价还价后，果然让人惊喜——折合人民币1000元左右。

父亲虽然满头大汗，但亦是欣喜不已。

买了几瓶后，马上准备返回机场，在机场等待回程的航班。

结果又出问题了，印度的机场不到登机2小时不让进机场，还有拿枪的警察看着大门。

我们深深怀疑是怕人太多进去蹭空调，因为印度大部分没有空调这种东西啊！

想问个人附近有没有星巴克之类，吹空调等待一下，一问之，星巴克最近的在机场登机口......父亲都热崩溃了，也不敢随便晃悠太远。

新德里是又臭又脏，父亲是生于1961年，他居然说新德里比中国60年代还不知道差多远.......就这样酷暑中等待，终于还是安全的上了飞机，下飞机海关也没有查验（查验我们买的量也不多，属于个人购买，而且携带了相关医院证明和奶奶所有的材料，是合法安全的）一天时间，不到24小时，完成了买药的工作。

印度给父亲的印象非常不好，此生不想再去，但是以后需要买药他表示还是要坚持为奶奶续命。

药的效果证明与瑞士的，无异。

悲剧还是注定会发生。

药，毕竟是药。

并没有电影里说的那么神奇。

白血病也好，骨髓瘤也罢， 目前全世界依旧是不治之症。

存活率少之又少。

哪怕在药不缺的情况下，病人的身体能不能跟上这种化疗手段（这也算一种化疗），药长期服用会不会有抗药性，病人自身的体质、心理状态等等都能左右生死。

事实上，2017年7月31日，奶奶走了。

死于肺部感染。

人走了，其实药，并没有吃完。

可以说，到后期都没怎么吃了，因为不良反应已经越来越大，人已经非常受罪了，只能靠吗啡等止疼活着。

奶奶享年89岁。

也算是驾鹤仙登了。

但是，这次买药的经历，让我和父亲铭记终生。

这不仅仅是一次异国冒险，更是我们对长辈的浓浓的化不开的爱和不舍。

就像，你用力抓着的流沙，最终还是会随着时间，流逝在指缝之中，无力回天的无奈和悲哀。

没有吃完的药，父亲都转赠给病友了（尽管和电影里的情节一样，一年时间大部分病友都已经去世了...），毕竟希望能帮到大家一点是一点，大家都夸父亲是个大孝子。

其实在父亲内心深处，永远还是存着一丝遗憾吧.....一部电影勾起我这段伤心的回忆，同是天涯沦落人，就像电影的老奶奶说的那样“谁能保证自己不生病？

谁能保证自己爱的人不生病呢？

” 药可以医人，可以救命，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爱惜自己的身体，在有限的生命里，好好爱自己爱家人。

此文写在2018年7月，奶奶一年后的忌日之前。

纪念，我深深爱着的奶奶，天上的您，问声好。

陆勇，一个平平无奇的名字，却在2013年的中下旬引起了轩然大波。

引起争议的不是其它，正是轰动一时的“ 假药案”。

5年后的今天，以他为原型的电影《我不是药神》上映，但在不少人看来，这部由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却成为了所谓《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低配、甚至抄袭之作。

所以，今天我就来科普一下陆勇的故事。

现实中的他比电影更为传奇。

陆勇于1968年出生在江苏无锡市的一个殷实之家。

新千年伊始，他开始勤勤恳恳地创业。

两年后，陆勇所创办的纺织厂欣欣向荣，但他本人却遇上了一件天大的难事──他得了 “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在百度词条上是这样写的：“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是一种影响血液及骨髓的恶性肿瘤，它的特点是产生大量不成熟的白细胞，这些白细胞在骨髓内聚集，抑制骨髓的正常造血；并且能够通过血液在全身扩散，导致病人出现贫血、容易出血、感染及器官浸润等。

”这种病分为三个阶段，慢性期、 加速期和急变期。

在慢性期间还可以通过使用羟基尿、干扰素或格列卫等药物维持生命，但在加速期和急变期的时候这些药物已经无力回天，此时需要更加强烈的方案，要么通过骨髓移植，要么就清除白血病细胞，恢复骨髓造血功能或回到慢性期，也就是所谓的化疗（但治标不治本，只能暂时延缓病情）。

化疗有多痛苦，我们哪怕未曾亲身经历过，也会通过病人的描述而感到切身的难过，但许多病人便是通过这生不如死的治疗，去寻求虚无缥缈的生之希望。

《我不是药神》中，吕受益的角色正是如此，他家财散尽，付不起昂贵的格列卫来维系生命，病情从慢性期演化到急变期，因为没有合适骨髓移植，只能通过化疗来尽量延续自己的生命。

在等待合适骨髓移植的过程中，通过医生建议，陆勇选择服用瑞士产“格列卫” 来控制病情，但在两年后，因为“格列卫” 的昂贵药价和各种其它医疗支出，陆勇家中积攒多年的百万存款已经开销大半。

在生的迫切下，陆勇不得不再次奔波寻找新的治疗方式，阴差阳错之下，他偶然从韩国病友的口中得知了印度“格列卫”的存在。

印度“格列卫”与瑞士“格列卫” 药性相似度达99.9% ，但两者之间的价格鸿沟可谓是天差地别，前者一瓶只需4000元，后者却要2.35万元。

原因就在于印度“格列卫”是通过印度政府启用的“强制许可制度”为穷人所制造的仿制药，直接绕过专利权这一环节被世界贸易组织所认可。

无数家庭因为瑞士“格列卫” 的高昂药价而倾家荡产，病急乱投医去相信那些所谓的神仙假药，反倒令患者痛不欲生。

《我不是药神》中就出现了这个桥段，王砚辉饰演的张长林打着“格列卫”的名号，兜售比起程勇更加便宜的真正假药，骗取那些买不起正版“格列卫”患者的钱。

虽然最终被程勇所搅场，但现实中还有千千万万个像张长林这样的人在卖着这样的黑心假药。

意识到这点的陆勇，在服用印度“格列卫”一两个月、确认无副作用后，他在病友群内分享了关于自己服用印度“格列卫”仿制药的经历，并在其中详细介绍自己如何买药的过程。

有不少患者因为不熟识英语而找上陆勇，寻求他的帮助，替人买药便渐渐成了陆勇的副职。

《我不是药神》中，为了制造戏剧冲突，一开始程勇在替人买药的同时还赚取暴利，直到后来才醒悟。

但在现实中，陆勇并没有这样做。

陆勇知道自己的家境还算是殷实，但还是差点被“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所压垮，世上不知还有多少更加穷苦的人为了不拖累家人而放弃生的希望。

就像黄毛。

一个人远离家乡，独自打工多年，只因自己身染重病，不想成为家人的累赘。

但哪怕是黄毛在调侃地说着，我家里人可能以为我已经死了的时候，也能从他年轻而又炽热的眼中感受他对于家的思念，能够不再孤独一人的奢求和活着的渴望。

“他才二十岁，他想要活命有什么罪。

”

陆勇接触到的许多“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便是如此。

他由衷的说： “说实话，我家里条件比较好，自己也开厂，不需要靠这个牟利。

所以做这件事，完全是为了帮助病友。

”于是，在他的帮助下，成百上千位“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的病情得到了控制，而在这数年间他也慢慢积攒出名气，被诸多病友尊称为“药神”。

但在2013年，因曾向银行卡贩卖团伙购买银行卡以便向印度制药公司汇款，陆勇被警方一并抓获。

一年多后， 陆勇被湖南沅江市人民检察院以“妨害信用卡管理”和“销售假药罪”的罪名提起公诉，一度面临数年甚至十几年牢狱生活的他一直坚称自己是无罪的。

“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扼于风雪。

”一封有着1002名病友签名的联名求情信就在这时被递交到了检察院，就像电影最后那一排排护送程勇离开的病人一样，点燃了生命之光。

陆勇在冷冰冰的看守所里待了整整117天。

最终，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检察院认为其行为并不构成犯罪，对“撤回起诉”做出裁定，决定不起诉，陆勇避免了“牢狱之灾”。

陆勇深信自己所作所为，能够改变一些东西。

事实上，他也真的做到了。

如今，“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相关药品进入医保、仿制药价格不断下降，曾经一个月要花费2万余元买药，如今只要三四千元就可以维持一年用量。

“总有人不愿成熄灭的灯柱，要做那唯一的光。

”陆勇便是如此，他在自己力所能及的地方做成千上万病友的指路明灯。

面对争议和不理解，陆勇孤军奋战。

现实生活中的他，没有黄毛、没有思慧、没有受益，也没有刘牧师，只有他一个人，但陆勇也明白，他是许多家庭的唯一希望。

所以这份执着他坚持了很久很久，从2004年到2018年，已经整整14年。

如果按中国人平均70年寿命来算的话，陆勇起码有五分之一的人生都投入到了那些“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病友们中来。

我们需要陆勇这样的人，同时也需要《我不是药神》这样的电影。

它让我们看到在这“小时代”的浮华之下，还有着这样的人在顽强地活着。

它不歌颂权贵，也不歌颂超级英雄，它只歌颂我们身边的事情，歌颂普通人的平凡之光。

它很独特。

但这份独特，这正是现如今中国电影所需要的。

PS:挂一位B站的抄袭up主 “宇哥讲电影”

本来不想在影评里挂人影响大家兴致的🤐但由于这位up主死不承认的态度，且屡次举报、留言无果🙃所以最终迫不得已只能挂在人气比较高的这篇原文里曝光，望大家谅解🙏感谢所有特意从B站赶来豆瓣提醒我和帮忙举报的朋友们👍

部分抄袭对照

PPS:视频已删除，但up主至今仍未道歉

《我不是药神》这部极具话题性的影片，片名曾一改再改，中国药神，印度药神，生命之光……在筹备时漏出的只鳞片爪，已为它早早赢来中国版《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称号。

与其说是片方的宣传噱头，不如看作市场的期望和为它预支的赞誉。

毕竟这类与民生息息相关又颇具争议的敏感话题，在娱乐至上的影视行业向来少有人愿意触碰。

现在看来，这部影片的主创们以过人的勇气负重前行，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

主角程勇，是一个在上海弄堂里倒卖印度神油的小店主，并非身患绝症的达拉斯牛仔，原本不会有“如果还有明天”那种末路搏命的赌徒心态，然而编剧赋予了他足够的冒险动机。

作为升斗小民，他的生活已经沉到谷底，无以为继的小买卖，急需手术的老父亲，咄咄逼人的前妻，割舍不下的儿子，一切都在催逼这个潦倒的中年男人放手一搏。

吕受益的出现给程勇指明一条生财险道，更由此逐步组建起一支小分队。

冷倔的黄毛默默干活最多，性感的思慧带来了高效的分销网络。

牧师的加盟既进一步拓展销售渠道，又帮助程勇搞定货源的独家代理，还用他God bless you的口头禅给拍档们做心理按摩，为观众提供笑料。

他的身份与这帮人的行事构成有趣的反讽，让人想起古惑仔中劝陈小春信耶稣的重炮阿叔林尚义。

影片直到程勇收手转行之前的情节也恰如古惑仔式的浪漫历险，徐峥浮夸的演绎方式正适合这段漫画式的风格。

他纠集了这么一帮乌合之众，以其浑不吝的市井痞气，加上一点经商的小聪明，打出一片天地，既解决了自己家人的燃眉之急，又得以找回久违的尊严。

他在夜总会里扬眉吐气地向领班砸人民币的时候，顺便收获了一刻疑似爱情的心动。

比起《达拉斯买家俱乐部》，本片不存在LGBT和艾滋病部分，也尽量弱化了病患与卫生机构的冲突。

现实题材的电影创作永远是戴着镣铐跳舞，编剧聪明地树立了假药贩子这个靶子，给主角带来第一波麻烦，也从侧面提醒观众药品审查的重要性。

王砚辉演了一个形象鲜明的反角，他扎实的话剧功底在不多的戏份中充分展示了这个奸商复杂的性格。

然而单以假药贩子为敌，不足以支撑影片立意，药企巨头及其背后的利益链条隐隐成为叩问对象。

吕受益的发病是关键的转折点，愧疚激发出程勇的良知，天人交战，他最终由唯利是图的商人转变成行善积德的勇士，与《辛德勒的名单》有相近的人物弧光。

虽然徐峥的表演习惯性流于表面，但剧本整体的设计和铺陈保证了人物每一步的行为都大体合理可信。

影片的表达手法比较克制，没有太过煽情，没有一味卖惨，反倒不断加入黑色幽默以中和沉重感，但由于题材和情节的原因，仍有好几处催泪的地方。

吕受益和程勇谈论做父亲的感受，他妻子对程勇口不言谢，仰首干掉大杯白酒，让人心旌激荡，周身暖意。

警察找病人调查假药时，那个患病的大娘替卖药人求情，句句发自肺腑，闻者动容。

值得改善的地方也有。

吃火锅散伙那一节众人的反应，略有些一厢情愿的刻意。

黄毛之死也稍嫌突兀，但在情绪升温和情节推动方面有其作用。

最后一段十里长街送药神，可以理解是升华主题的需要，不过在镜头语言的处理方面还可打磨。

一众演员都奉献了相当尽心的演出。

走出爱情公寓的王传君正一步步从当年的小鲜肉迈向准演技派，依稀有点年轻版王千源的即视感。

周一围饰演的警察爱憎分明，且有独立思考能力，无疑为人民公安的银幕形象大大加分。

谭卓的艳舞，杨新鸣的冷幽默，李乃文的道貌岸然，还有包租公宁浩的惊鸿一瞥，都让人印象深刻。

比比起优秀的剧本质量，和上佳的演员表现，剧组的选题方向和创作立场更值得赞赏。

影片在保证商业观赏性的同时，始终直面尖锐的社会问题，关注草民疾苦，在制造戏剧冲突的同时又艰难地维持住戏里戏外各方微妙的平衡，争取到了最大尺度的表达空间，主创人员可谓有勇有谋。

无谓将这部片捧上神坛，但就其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和艺术水准而言，在华语片进化史上应该占据一席之地。

影片把生产格列卫的合规企业作为主要反角，既是艺术创作的选择，也是适应审查的需要，毕竟批判资本家相对而言是最合理最安全的，不过未必公允，容易误导舆论。

经济学家早已普及过，并非药企一味赚黑心钱，而是经济规律使然，用于重大疾病的每一种新药，其研发成本动辄便以数十亿美元计，还要经历漫长的投入期，而且拥有独立研发能力的企业屈指可数，若无相应的回报，便不可能形成持续有效的循环。

生命依赖科技挽救，科技需要资本推动，资本全凭利润引导。

具体到中国，还要加上关税、渠道费用、以及其他难以厘清的成本，进一步将价格推上天，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无良奸商。

亡命天涯的张长林一语道破天机：“这世上只有一种病，穷病。

” 影片主角的原型陆勇，与银幕上的艺术形象相比，传奇性有过之无不及。

他34岁确诊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吃了两年抗癌药格列卫，花费60余万元。

后来他找到便宜十几倍的印度仿制药，不仅保住自己的命，还介绍给无数病友。

他曾因涉嫌妨碍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被捕，在看守所里度过135天。

上百名白血病患者为其上书请愿，检方迫于巨大的舆论压力而撤销起诉，媒体更将其封为“药侠”。

云南省工商联都来请他介绍，与印度药企合作建厂，后来由于过多的商业活动以及牵涉假药代言，又引发媒体的质疑。

种种离奇的反转，折射出我们所处的这个光怪陆离的时代。

无论陆勇的行事方式和动机如何，他掌控自己命运的勇气值得钦佩，经其牵线得以救命者不计其数也是不争的事实。

所谓病急乱投医，重症缠身的普通人不会关心经济学家说什么，也不会在意“药侠”赚了多少，他们只关注如何买到便宜有效的救命药。

患者和家属抗议药企的高价，诅咒着黑心的资本家，转身还是要抱团自救，寻找各种出路。

八十年代达拉斯的牛仔咆哮着“screw FDA”，穿越国境求助于墨西哥无牌医生。

二十年后腾飞的中国龙要同时处理污染、腐败、就业等诸多棘手的麻烦，遑论美国也头疼的医疗体制，无助的病人们只能寄希望于走私犯，西天取经般山重水远地带回印度象的山寨药。

这是多么讽刺的现实，又是多么真切的世界性难题。

印度政府制定了药物强制许可制度，基本相当于废除了药品专利，是以众多药厂能用低廉的成本迅速生产效力接近的仿制药。

然而这个被称为世界药店的国度，药品市场监管松弛，流程混乱，并没有权威的办法确定药企是否合规，因此全世界穷人将生命的希望寄托于南亚次大陆时，也要自行承担未知的风险。

而以中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位置，为何不效法印度实施药物强制许可，则是另一个复杂得多的话题。

药品的注册监管是必需的，药企的高额利润也是合理的，病人的生存权利更是天经地义的，看起来这样的矛盾近乎无解。

程序的正义和人情的怜悯经常会发生碰撞，难寻两全之策，鼓励创新与普度众生如何并行，也有无穷争议。

影片最终并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只是列出了鼓舞人心的事实。

违法者接受惩罚，当权者也做了该做的事，格列卫被多个省份相继纳入医保，受到挑战的制度不断完善，人文关怀在加强。

这是令人欣慰的结果，然而依然任重道远。

天地不仁，宇宙有法，人类在征服自然、创造文明的过程中也在承受代价。

折磨无数病患家庭的远不止白血病，各种癌症的靶向药价格仍是高不可攀，更多奇难杂症尚待攻克。

历史向前的驱动力往往来自于不安分守己的叛逆者，来自于人性的自私和欲望。

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时代，生命本能的力量都是难以阻挡的。

再孱弱的病体，再微渺的灵魂，也会在长夜里苦苦支撑，奋战求生。

鲁迅说，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用了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

有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人间就有光和热，虽然先行者本人可能会成为时代的牺牲品，燃成灰烬为人遗忘。

电影艺术的价值之一，便是以声光映画记录世间故事，撷取那些平凡而鲜活的生命所焕发的亮色，映照后来人的路，这也是本片可贵之处。

愿将天上长生药，医尽人间短命花。

我非常赞同Peter Cat的这个观点：电影的本质是真实。

但Peter Cat似乎是从一种本体论的角度来谈论这种真实观，他所说的“机械真实”指的应该是摄影机只能去拍摄现实之物（个人理解，希望能再多多阐发）。

我对电影的真实观则建立在观众的体验上，在我看来，能对电影真实与否作出判断只能是观众。

对于导演来说，他是完全可以脱离现实进行虚构与想象，但素材一旦被组合为一部电影，它就必须保持自身的统一性和真实感。

我说的真实不是从影像对现实的记录这个角度谈的，这当然也是让影像获得真实感的一种方式，比如曼多萨便是用这种方式来获得过饱和的真实影像；但与此同时，我们还能借助于其它许多方式来让影像获致真实感：可能是演员的表演创造的真实感，这里我想举吕乐那部美妙的作品《小说》；或者是情绪上的真实，比如安东尼奥尼、王家卫或娄烨的电影……总之，这些都可以归入情境的真实，观众正是在情境的真实中才获得自身体验的真实。

阿巴斯对此的论述，我觉得是完全正确的。

“电影不过是作假。

它从不按照实际的样子描绘真实。

纪录片，按照我对这个词的理解，它的拍摄者丝毫没有侵入一英寸他所见证的东西……电影未必要表现字面上的真实。

其实，真实是可以被强调的。

它可以通过介入和干涉而变得更明显而精练……”（《樱桃的滋味：阿巴斯谈电影》）。

电影中的真实是重构的真实，与现实生活并不一定需要产生关系，它实质上引向一种情境的真实。

在《樱桃的滋味》中，男主角在行车过程中与路人展开的对话并不如我们在影片中见到的那样出现在同个场景。

在拍摄现场，阿巴斯实际上分别与男主角和路人对话，然后再将其剪辑在一起。

这当然是一种“作假”，但在组合后出现于电影中却是完全真实的。

观众如果不从阿巴斯自己的讲述中获知这个真相，那么他们绝不会怀疑影像背后有这种人为的操作。

这样，我觉得可以用这种情境的真实来为电影与电视剧的区别作出简单的界定。

如果说，电影与电视剧真的如人们所认为的那般有着本质的差别，那么这种差别不在于画面的精致，而在于是否创造出情境的真实。

电影必须不断地创造体验的情境，让观众感受到“电影性”，无论这种情境是通过动作（运动－影像的机制）还是氛围（比如《咖啡时光》）获得的。

但对电视剧来说，只要有不间断的动作能够吸引住观众的注意力，动作没能引发情境也是可以的。

因为即便情境缺失，观众仍然可以看完全剧，由动作所传递的故事已足够能满足他们。

我想，韩国电影的本质问题就在于这种真实感的丧失。

这使得他们的电影越来越像电视剧，只有不断生成的动作，但这些动作却又触发不了情境。

这与美国电影恰恰相反，美国的情形是电视剧越来越像电影，因为电影人越来越懂得了如何在迷你剧中创造情境（影像的氛围）。

但在影像真实感的创造上，韩国与美国其实是一丘之貉。

两者正是制造虚假影像的强大国度，极少创造过什么真实的影像。

其原因虽然复杂，似乎也一目了然。

作为弱民族，韩国人需要不断为自己的民族自尊心打上强心剂才能应对自身历史的短暂。

这表现在其热衷于将别国的文化遗产据为己有，来伪饰自身文化的源远流长。

这同样表现在蔚为壮观的整容行业中，对面容的刻意更改出自同一种伪饰心理。

正是为了掩盖自卑的心理，导致对“美”过度的追求，而这已经深深镌刻在这个国家的人民病态的基因中，从而丧失了在现实生活中把捉真实的能力。

其中一个结果便是电影行业只能生产虚假的影像。

与韩国人民这种内在的对真实感的丧失相对，美国人民之所以也极少拍出真实的影像，原因出自外部环境的超真实化。

可以说，过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导致了景观的无限制生产，从而遮蔽住了日常生活中的真实性。

如同地层一般，这种对真实的认知被挤压在消费社会、景观社会和拟象社会三重地层之下，要想再次挖掘出来显然困难重重。

这也是为何好莱坞电影从未能像新现实主义那样创造出新影像，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意大利二战后那种凋敝的景象，而正是在这种破败的环境中，真实从原先遮蔽的状态中显露出来。

好莱坞这个虚假之国，发展出的是另一种叫作“类型片”的东西，而这种东西的发明除了商业目的外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掩藏无法生产真实影像的事实。

正是为了遮蔽影像的虚假，类型电影开始按照特定的模式作用于观众。

不再将观影的可能性开放给观众，让他们像奴隶一样自发对影片中设置的机制作出反映，以此来捍卫好莱坞在全球的霸权。

此点与韩国电影可谓如出一辙，韩国电影人用来隐藏自身只能制作虚假影像的方式同样是发展出一套成熟的工业体系，也就是制作类型片。

《🚕》原本可以是一部相当好的艺术片，但却硬生生拍成了多重类型混杂的商业片。

这虽然在情理之中，但也着实暴露出更多的问题。

《🚕》之所以不能被拍成艺术品，除了商业上的考量，还应该在于类型片因为其特定的制作与观影模式，可以逃脱了观众对影像虚假的指责。

他们不再能够指责一部艺术品失真那样过问一部类型片其影像的真假，而是询问自己是否能从影片中获得观影乐趣。

类型片将电影变为娱乐的商品，是以功利主义的衡量标准来一决高下的。

有了以上这些铺垫，似乎可以更为深入地来谈谈韩国电影中“真实事件改编”的问题。

缘何韩国人如此热衷于改编真实的事件，除却票房的考虑（这一点Peter Cat已经提及了），还在于他们需要利用历史的真实性来掩盖他们制作影像的虚假本性。

我并不觉得这些历史事件在改编后重新获得了自身的价值（虽然一些电影确实改变了现实，比如《熔炉》），恰恰相反的是，历史事件以献祭的方式被电影利用了。

我们可以反过来观察一下那些使用原创剧本拍摄的韩国电影，因为它们俯拾皆是，我就不必再举出片名。

这些电影有什么特点呢？

它们往往假得难以置信。

要么是过度的血腥暴力，要么是浪漫唯美的爱情。

这是两种极端，无法在中道上行走，恐怕也暴露出韩国影人掩饰捕捉真实能力不足的动机。

“真实事件改编”首先为电影讲述的事件它自身的真实性保驾护航。

我们当然不会怀疑《🚕》中的金四福是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人物，正是他驾车载德国记者Jurgen Hinzpeter前往光州。

这些都是真实的，这潜在地保证了影像可能具有的真实感，也能够隐藏韩国电影人创造不出真实影像的尴尬境地。

但实际情况是什么呢？

我觉得是如意算盘打错了。

“真实事件改编”不仅没能掩盖住韩国影人的弊端，反而将其暴露无疑。

《🚕》最后加入的纪录视频就是明证，真实的Jurgen Hinzpeter现身银幕，瓦解了整部电影制造的真实幻想。

布列松的这句话是对的——“在真实与虚假的混合中，真实突出了虚假，而虚假阻止人们相信真实。

”（《电影书写札记》）这正是《🚕》中发生的情况：金四福的故事在这小段录像面前如此不堪一击，溃败于地。

所以，我觉得事实很可能是这样：韩国影人的如意算盘原先是想借助改编“真实事件”，来让电影更具真实感，当然这是潜意识中的；但结果其实反其道而行之，想想河正宇改编自余华的那部同名电影吧（《许三观卖血记》），原本以个体悲剧折射民族苦难的故事被活生生地改变成了一部浪漫温馨的家庭喜剧，足够让人大跌眼镜。

如果认为这是刻意为之、属于灵活改编，那么你已经被这个民族所制造的假象团团围困了，事实就是他们对真实缺乏精准的捕捉能力，自然也就遑论对苦难会有多少适度的认知。

一个虚假的国度，如何能想象他们会拍出真实的影像呢？

Peter Cat讲得非常对，在大多数这些以“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中，真实是被践踏的。

因而也就不必再去谈什么目光伦理。

我一学社会学的，每年都会被好些片子搞得很尴尬。

影迷朋友问我：“这片子从社会学角度看怎么样？

”学术界朋友问我：“哎最近有个片子看了吗？

特社会学！

”我能怎么办？

只能打哈哈。

在社会学里以艺术见长和在艺术圈里标榜社会学，是一类电影的长项。

与之相匹配的，是他们的三板斧：在普通观众面前标榜“这是艺术”，在知识分子里标榜“这是生活”，在国际影展上标榜“这是中国”。

说白了，就是钻空子，搏出位，其实没把心思好好放在创作上。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片子除了上述两类朋友之外，基本没人谈论。

换句话说，它们只能吸引极小部分的观众——那些忍得了“艺术手法”的社会学者和渴望“走向现实”的艺术青年。

具体片名开出来费电，我就不说了。

对这类电影，我想求它们放过观众，也放过社会学。

但其实，我心里对中国电影是有期许的，那标杆不是大师名作，也不是百亿票房，当然更不是上述“影展电影”，而是那些真正能与大众共情，表达出一个时代的精神和困惑，甚至能发挥巨大社会影响力的电影。

我称其为“国民电影”。

这类电影，澳大利亚有《加里波利》，日本有《饥饿海峡》，印度有《摔跤吧！

爸爸》，都是切中社会议题，引发观影热潮的轰动之作。

它们的艺术手法不见得多么前卫，思想上不见得有多深邃，却依靠引人的话题、流畅的叙事和精湛的表演吸引了大批普通观众，形成现象级的观影热潮，甚至成为学界分析国民性格和社会心态的理想标本。

今日的中国电影，不缺票房，不缺话题，不缺奖项，甚至也不缺“风格”，独独这类“国民电影”不见踪影，不得不说是个天大的遗憾。

因为电影除了是艺术、商业和政宣之外，还是社会产品，产自社会，服务社会，体现民意和民情。

没有这个活水源头，几百亿的票房也不过是个热闹，无法长久。

这类“国民电影”才是我心目中的“社会学电影”，而这样的电影，今年终于出现了一部，它名叫《我不是药神》。

关于这部电影的讨论已经有很多，我就不重复了。

只针对一些朋友的见解，提几点自己的看法。

第一，煽情。

有人觉得这片子煽情过头了，格调不高。

这个得从作品类型来说。

国民电影怎么可能不煽情呢？

它面对观众的本来就是广大普罗大众啊。

知识分子喜好纯粹的说理和客观，喜欢过度解读，没影儿的事都能给你说出个子丑寅卯。

可是老百姓不一样，他们就要电影给出一个确定的“是不是”和“好不好”——你先亮出自己的态度来，下一步才是讨论和反思。

很多电影喜欢暧昧和模糊，其实不是因为节制的美德，而是因为自己就没想清楚。

再进一步说，煽情有什么错？

从情绪社会学的角度讲，有些电影煽起情来是为了宣传教育，有些电影煽起情来是为了诱导消费。

而《我不是药神》的“煽情”，是为了让观众同情那些身患绝症的弱者，关注社会现实。

我们的银幕上，这样的戏码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据说本来的版本更“煽情”，而我也觉得，现在这个版本其实煽得还不够。

不是说我喜欢煽情，而是这个片子的情绪本来就非常浓烈，没有恰当表达出来的话，反而会让人觉得很“装”。

“病人长街送程勇”那段，“警官发现前姐夫是个英雄”那段，都应该有更强烈的情感冲击才对。

“煽”的手法不一定要像肥皂剧那样，出来个梨花带雨的女主角带领观众“一二三，开始哭”。

也可以是梅尔维尔式的冷峻肃杀，或是《教父》式的反差手法，但无论如何，“煽”本身都不是错。

第二，“卖惨”。

中国电影本来有“卖惨”的传统，这在儒学里头有名堂，叫做启发人心中的“善端”。

但同样是“卖惨”，境界可大有不同。

《芳华》、《我不是潘金莲》、《唐山大地震》、《集结号》……再远一点，还有《英雄》之类票房霸主都以“卖惨”为高潮，但其中蕴含的悲剧力量，却离传统不远，都是小人物在向权力证明自身的无辜和无私，向当权者求个“良民认证”。

冯小刚和张艺谋那一代人，基本上看不到什么集体行动的可能，如果有，必定是犯上作乱，所以他们蓄意削减了个人的能动性，主角不管内心多么油腻多么戏精，在国家面前还是以“受了委屈的好孩子”的形象出现的。

而《我不是药神》中的角色，都是新一代的公民形象。

公民者，不在于善发宏论，标榜号召，而在于对自身权利和责任有清醒认识，坚持“群己权界”，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

程勇听说有钱赚，背起背包就走，几个病友听说有药吃，合起伙儿来就卖，碰上卖假药的，该砸就砸，良心发现了，该赔就赔。

看起来都是小人物的小心思在活动，合起来，却构成了一组栩栩如生的公民群像。

有私心，有杂念，却也有良知，有担当，三观不纯，但并不扭曲。

他们并不依赖权力来认证自己的是非，有手有脚能解决自己的困难，只求政府、企业、社会各自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故事发生在中国公民社会发育最为成熟的上海，顺理成章。

第三，艺术上没追求。

电影有很多属性，艺术电影在形式上锐意求新，值得点赞，但没理由要求所有电影都把艺术追求放在第一位。

电影作为社会产品，本身就有社会价值，把承担社会责任，传播理念价值作为追求目标的话，那么把流畅和动人放在第一位，不但可以理解，而且完全正当。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不是药神》的艺术形式虽然不新潮，但是非常贴切，很好地完成了塑造人物和表达主题的任务。

程勇和吕受益追捕“黄毛”的一段戏，空间和动作的切换简洁明快，售卖假药现场的群殴段落，每个人的亮相以及轻喜剧色彩，程勇驾车离开黄毛的一幕，倒后镜里映出落魄的面容，这些都不是“没追求”的电影能做到的。

监制宁浩玩电影形式的能力，早在“疯狂”系列中就得到了证明。

导演文牧野虽然是新人，但是将电影感与故事内容结合得很好，这本身就可以被称为一种风格。

当然，有些段落明显受到了商业和审查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可以斟酌。

例如抓捕王砚辉扮演的假药贩子的过程是不是需要那么长？

片尾对于“俱往矣，时代在进步”的强调要不要几次三番？

这些都可以讨论。

但就我自己而言，都在可以容忍的范围内。

最后，有人说这片子“回避主要矛盾”。

我真的不想说“广电总局又逆袭”了。

但这样的片子出现在银幕上，多少总是个进步。

这或许也说明，持续的努力总能换来一点理解，进而让艺术表达现实的空间再开阔一点。

这样的电影或许在自由表达方面没有做到100分，但只要出现在影市，肯定强过做足了100分但除了影展评委和小众影迷没人看过的作品。

这也是为什么我给它打五星的原因——不完美，但它意味着很多。

关于外方药企的形象，刚看完时我也感觉过分刻板。

开发新药需要巨额投入，专利保护能促进医学进步这些道理，想想似乎顺理成章。

但换一个角度来说，引发白血病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过量辐射和工业污染，这不是一个老百姓凭锻炼身体和科学养生就能百分之百远离的绝症，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都需要为无辜的患者负上一份责任，更不要说把公民生存权和发展权一直挂在口边的国家。

因此要不要把治疗这种绝症的特效药完全交付给商业逻辑来运作，国家、企业和个人在其中各自该负担什么样的责任，本身就是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

影片的价值不在于给出了什么样的答案，而在于将这个问题带入了公共的视野，让更多人了解“药神”背后的故事。

这或许才是这部“国民电影”真正的贡献。